屢進屢退，至31日左翼方面亦傳捷報。

方順橋會戰的重要性因為這等於是北京、天津的大門前一戰，而奉軍兵力達30萬之眾，以第三四方面軍團為主體，其指揮系統為：

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總參議楊宇霆，軍事部長何豐林，第三方面軍團長張學良，轄第八軍萬福麟，第十軍王樹常，第十五軍汲金純。第四方面軍團長楊宇霆，轄第十六、十七聯合軍胡毓坤、榮臻，第廿九軍戢翼翹，第卅軍於芷山，衛隊旅旅長張學成。

張作霖在濟南易手時，本擬倡息爭和議，願將所有軍隊開出關外，不問關內政治，這是奉張一貫手段，他不能忘情於關內，可是形勢不利時即率軍出關，等待機會，這也是奉系得天獨厚的地方，不像皖系直系一旦戰敗即窮無所歸。可是奉張退出關外的擬議忽然變卦，因為有人向奉張建議，革命軍戰線拉長了，除了馮、閻兩軍尚習慣於北方氣候外，餘均不服水土，而馮玉祥善變，和閻錫山之間尚有矛盾，不如堅守京津，以待變局。因此奉張遂欲行又止。

5月19日蔣中正由徐州赴鄭州與馮玉祥、白崇禧會商一切，28日復轉赴道口及柳衛晤馮玉祥，30日赴石家莊與閻錫山會商。

國民革命軍早在17年4月下旬進軍魯南時，即決定會師平津計劃，後因濟南五三慘案，使第一集團軍的進展稍為延遲，而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又不肯孤軍深入，停留於石家莊——武強——阜城一帶，致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在定縣、望都、方順橋、完縣之線獨當強敵，死傷萬餘，閻當時屢電蔣中正和馮玉祥乞援，蔣深知會師之舉不容稍緩，乃將南京方面黨務料理就緒，即趕赴前方視察，委朱培德為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又電馮玉祥令第一二集團軍各軍團，於5月25日以前，集結於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正定之線為進攻之準備。

張作霖的奉軍據守北京、天津及方順橋附近一帶，與津浦路的直、魯軍及孫傳芳軍連成一氣，兵力約40萬，其部署情形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駐於津浦路之捷地——張高屯一帶；其第一線在磚河鎮至東西泊頭一帶，由褚部第六軍軍長徐源泉指揮，並築有堅固工事。孫傳芳之李寶章、鄭俊彥兩部駐守慶雲——鹽山——馬廠。

河間方面：袁振青、竇聯芳、孫殿英等部在杜生鎮——交河；于學忠及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在任邱——河間一帶。

高陽方面：奉軍第三四方面軍、戢翼翹主力及騎兵第二軍之大部，在高陽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帶，築有堅固之防禦陣地，其第一線在蠡縣、博野附近。

平漢路方面：汲金純軍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帶。

平綏路方面：奉軍高維嶽之第九軍，湯玉麟之第十二軍，鄭澤生之第卅一軍於5月11日以後由朔縣、馬邑開始撤退至柴溝堡、大同，繼向東北方退卻。

5月19日，蔣中正抵鄭州，與馮玉祥會商。

北伐軍沿平、漢，津、浦兩路進展之部隊，雖已逼近滄州、保定，而兩路中間隔離約200餘公里；北洋軍在高陽、河間，均配置重兵，饒陽、武強之北洋軍亦尚未肅清，平、漢路以東，饒陽以西地區，革命軍尚無部隊駐守，如北洋軍乘隙進襲，深為可慮；蔣中正遂決定俟第四集團軍先遣軍到達石家莊、定縣之線時，即將鹿鍾麟之北路軍全部（韓復榘部在內）移至平、漢線以東地區，與劉鎮華所部銜接，然後全線同時進攻。

國民革命軍自5月28日開始總攻，至6月2日，先後佔領保定——高陽——肅寧——河間——滄州之線；北洋軍退據琉璃河、固安、永清、勝芳、馬廠一帶，革命軍乃分路追擊，第一集團軍由津、浦路兩旁地區前進；第二集團軍由任邱、文安、雄縣、灞縣前進；第三集團軍由平、漢路前進。當5月29日，蔣中正到柳衛（在道清路）時，為軍事進展及避免外交上糾紛起見，曾與馮玉祥會商妥善辦法，至是，遂令前方各軍於破敵之後，即進至靜海——勝芳——永清——固安——長辛店之線，停止待命。

5月30日，蔣中正到石家莊，與閻錫山會商京、津善後，並視察戰況，停留石家莊，31日午後10時左右，頒發各軍追擊令。

17年6月6日張宗昌、孫傳芳所部紛向天津東北退卻，張作霖已於6月3日離開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維持，革命軍第四軍團第四十一軍九十一師進駐大邵莊及張莊；第九十二師駐二蔡莊、蓋宿鋪一帶；軍部進駐大邵莊；第三十四軍第八十八師駐大小流標、小莊；九十五師駐西空城一帶；九十師及胡正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