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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也不贊成這個方案，他曾在一次宴會上痛罵孫發緒招搖撞騙，情同造反。孫發緒乘興而到北京，如今一見風頭不對，就悄悄地溜之大吉，跑到保定，在曹錕身邊做了高等顧問。

統一問題困難重重，不過張紹曾並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發表四川、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督理、省長的任命，以粉飾紙上的統一。吳佩孚贊成這麼做，他曾勸誘湖南取消省憲，如果不願取消，則由北京政府任命趙恆惕為湖南督理，趙可以採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對的態度，藉以表示贊助統一。可是張後來根據各方情報，知道這些命令如果發表，一定會引起西南各省的否認，因此又不敢發表。

孫中山於12年2月21日回到廣州後，22日北京政府就發表尊重《約法》的命令。這個命令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孫在廣東重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錕武力篡奪總統，或者採取非法手段促進總統的選舉，因為國會已在北京復會，另組政府就是破壞《約法》的行為　，而在憲法未完成以前選舉總統，也是違反《約法》的行為。

當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本營，以大元帥發號施令後，曹錕和吳佩孚認為這就是破壞《約法》，破壞和平，主張下令“討伐”。曹錕派項致中、吳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發表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曹錕並且一天連打幾次長途電話來催問，項致中見張紹曾時曾拍案大罵他全無心肝。張紹曾突然強硬起來，對曹、吳不買帳，3月8日國務會議決定拒絕釋出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並且用總辭職手段回答曹、吳的壓力，當天並以內閣名義發出了庚電雲：

“紹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統一為職志，以促成憲法之指歸。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民。”

這個電報獲得不少的同情，不過國民黨和直系都是不喜歡這個電報，國民黨反對電文中有“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句，直系則反對“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句。國民黨議員發表通電說僭名竊位的，不是別人　，正是張紹曾自己，因為黎元洪並非合法總統，則黎所提出的內閣自然也是非法。

張紹曾內閣敢於和直系大軍閥相抗，不失其有硬骨頭，所以當時頗能贏得大多數人鼓掌，因為北洋時代的內閣，久已成為軍閥的應聲蟲了。像張紹曾這樣有勇氣和決心，則是北京政府歷屆所無的。

不過問題的真相卻是這樣，原來內閣中的閣員分為總統府派和津保派。政學系閣員李根源、彭允彝屬於府派；高凌霨、吳毓麟、劉恩源則屬於保派。黎元洪要拉攏孫中山，而孫又和岑春煊（政學系領袖）有合作關係，所以政學系的閣員們就反對任何足以傷害孫的命令。

3月8日張紹曾在軍閥的威脅下擬就兩道命令：一道是發表孫傳芳為福建督理；另一道是“誥誡”孫中山勿在廣州組織另一政府。但是政學系閣員反對第二道命令，保派閣員則主張對孫下討伐令而不是誥誡令，雙方各走極端，互相對罵，甚至拍案喧譁。吳毓麟首先大嚷著說：“內閣既然不能統一　，我們大家還是下臺吧。”張紹曾也表示除了下臺別無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內閣總辭職的決定。張紹曾為了騙取全國的同情，就用拒絕釋出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作為內閣總辭職的藉口。

張紹曾並不是真心想辭職，因此他提出辭職後，天天期待各省的挽留電報，吩咐國務院隨時把這些電報油印下來分發到各報去發表。果然盧永祥、何豐林、王永泉都有電報來挽留他，盧、何等是屬於皖系的，他們不是對張有什麼好感，而是借題發揮，打擊曹、吳。他們對北京政局毫無影響力量，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

忽然，報上出現了吳佩孚的“昌密”灰、真兩電，挽留張內閣，這是強有力的聲音。有一位記者懷疑吳佩孚電報的真實性，所以打電到洛陽探詢，洛陽回電話：“我們這裡根本沒有發過這樣電報。”

真正不願意張紹曾下臺的是黎元洪，他聲淚俱下地請求吳景濂、王有襄支援這個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