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鬱林一帶為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雲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兇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為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亙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馳，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為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為變時，兵怵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為條件，兵始從之為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為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為此者，即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為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備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為，不惟自絕於民國，且自絕於人類，為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為人道計，亦當去此蟊賊。凡有血氣，當群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為矣。以上所述，為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為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為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劃，自信為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戶足，使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犖犖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卅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為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為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為敵。義之所在，併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鑑之。”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鬥爭

廣州發生了陳炯明叛變後，福建也出了問題，福建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一半是和部分的北伐軍（許崇智等部）退到福建有關，另一半是徐樹錚的介入。現在先把福建和這兩方面的關係敘述一下：

許崇智和福建本有深厚淵源，早在民國2年，他就以第十四師師長在福建駐軍，二次革命時曾擔任福建討袁軍總司令，被革職拿辦。6年12月又隨著陳炯明（援閩粵軍總司令）駐紮漳州，直到9年8月，在這期間他和福建督軍李厚基相處甚為融洽。

至於李厚基呢？他是不折不和的皖系，2年11月他還是第四師（楊善德任師長）第七旅旅長，率部隨劉冠雄到福州。3年7月任福建護軍使，5年3月出任督理軍務（就是督軍）。6年5月督軍團在北京開會，兩次招待議員，都是由他代表致詞。直皖戰後，他和浙江的盧永祥算是皖系的兩支殘餘力量。

在南方他暗中和孫中山示好，與許崇智亦有關係。

李厚基下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第二師師長、汀漳鎮守使臧致平，另一股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長王永泉。王是徐樹錚的西北參戰軍所培植的。早在7年9月，王永泉以“奉軍補充旅”名義，實際受小徐指揮由洛陽南下，經蚌埠、浦口，轉乘建新、福州兩輪開往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屬，對李態度一向傲慢，李當然視他們為眼中之釘。

直奉戰後，奉系戰敗，而南方由於陳炯明叛變，孫中山亦離開了廣東，於是本來是皖系的李厚基乃竭力獻媚吳佩孚以求保全自己的位置。吳則因為福建瀕海，鞭長莫及，正好利用李作為分化皖系和對付廣東的爪牙。李得到了吳的支援，就先對臧致平下手。11年6月5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師長兼職，改由自己兼任，令臧專任汀漳鎮守使，臧因此忿而離漳去滬。接著他請北京政府調開王永泉，因此皖系的人罵李忘恩負義。

李背叛皖系不過是自求生路，但他似乎太過火。他和徐樹錚是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