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至此，王孝伯乃起為補充之言曰：外間謂弟輩辦事內部意見參差，皆系反對者挑撥作用，請諸君不必誤信流言。惟熊省長所述辦法，其中有應補充者，第一大選日應由各組首領邀集該組分子午餐，餐後即同乘汽車入場出席投票。各組首領所用之飲食車馬等費，自當如數撥付，斷不令負責人虧累。第二存款擬指定直隸省銀行，照銀行慣例，本系先付印鑑，現將印鑑暫存辦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後照付，萬一初次未得結果，不得徑取故也。至各組人數，並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蘭亭又起而言曰：時機緊迫，希望於中秋節前開選，請於二十日晚再集會於此，彙報各組名單印鑑，以便進行。

來賓中吳蓮炬起而發言，謂存款僅指定直隸省銀行數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數行，更為周密。錢崇愷則曰：兄弟是直隸人，知直隸省銀行最悉，該行為直隸財政總彙機關，擔負有餘，斷無意外，請大家放心云云。其時熊、王等已離座，與各私人酬答。所謂大選籌備之會議，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園宴集，斯夕之會，原為彙集各組員名單，暨各受款人印鑑而設，在大選派方面觀之，關係應極重要，乃遲至七時許，來賓僅有半數，而被邀之人，亦未聞有電話催促。熊潤丞、王孝伯兩人變未蒞止。座中主人惟王蘭亭、邊潔卿二人，來賓問以各省報告如何？答以尚未齊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語。並協議之形式，亦未舉行。是則大選形勢之阻窒不通，暨辦事人之精神渙散，於此可以見矣。”

票價容易，只要決定一個數目；付款方法最難，誰也不信誰。輿論又故佈疑陣，挑撥離間，9月23日《北京報》登載的專訊就有這種含意：

“大選派與羅漢團日日講價，故近日報章中緊要之訊息，無非‘錢’字問題。幾把一座北京城鬧得銅臭薰天，令人不可向邇。但總括雖為錢之一字，而分開尚有許多問題發生。如票價之為五千元、八千元、一萬元各種之爭執一也；先付現款，後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後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團首領競欲包辦，而其分子則恐權利有壟斷之弊，紛紛反對，三也。有此三種癥結，故大選派雖渴望成功，仔團縱饞涎欲滴，亦只好暫忍飢渴，從長磋議。

日來表面上所傳之先憲後選或憲選並進，雖空氣甚形熱鬧，但一揭暗幕，無非在上述錢的問題之三種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變節，而有招致南下議員巧電之由來，吾人誠不能曲為之諱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兩項或較易於解決，最難者厥為第二項之先行付款，與先行投票問題。蓋其中不特原來在京豬仔之持為先決條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議員，亦以此為惟一之著眼點。

記者昨晤由滬回京之某議員，質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貪票價而甘冒豬仔之名？某某答覆頗有質直，謂我等此來確是為五千元之票價，此亦不必為君諱。因若輩歷年朘削，積產累累，如此儻來之物，非此絕無僅有之機會，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須宣告者，即金錢可以罷，而豬仔實不可以做。此語在君初聞必以為奇，不知所謂豬仔者，因其甘於賣身而得名，若得錢不賣身，又安能謂豬仔？故我等決計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則萬萬不可能。蓋因得錢而賣身，不幾自認為豬仔乎。雖此有類於過河拆橋，然取之於盜，不為傷廉。我等以為得錢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預備金錢一到手，即當遷眷南下，即或被逼暫難離京，而外國飯店尚多，亦儘可為安身之地，將來仍當南下，貫徹初志，決不至因金錢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對於我等意旨，亦完全諒解，蓋借糧於敵，此反直派之計劃者也。當我等過津時，曾以此意商於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贊成。故我等之回京，實非變節云云。

記者按某議員之言，雖屬牽強，然亦可知由滬返京者一般之真意，與反直派之策略矣。聞大選派亦有窺破此計劃者，誠恐空擲金於虛牝，故力持先投票後付款之議。此點爭執，恐無解決之望，而大選之前途亦從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報》雲：

“吳景濂與津保大選經紀人協議之結果，決定於五日開總統選舉會。前日（一日）津保各經紀人特宴各省議員，將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選前途之形勢。自下午一時起，至夜十一時止，每二小時一班，共分五班，各經紀人於事前曾直接或間接向各議員聲稱，此次與平常宴客不同，凡熱誠贊助者，務望光顧，否則同人等實無法辨別諸公態度云云。故是日到會者，確達四百餘人，為從來所未有。惟宴會席上，除由主人方面報告現擬辦法及幾句客套而外，並無其他特別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