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迫於鄉國情切，對公不免有煩激過當之語。乃公不以逆耳見責，反以聞過則喜，更許鄙人為直諒之友，休休有容，誠不愧相國風度。鄙人樸野不文，不禁有褻瀆之感。公之元電，心平氣和，尤不能不嘆為涵養過人。赫赫總揆，民具爾瞻。魯案經過，事實具在，華盛頓之惡耗，是否子虛？僑民之呼號，是否訛傳？三代表之訓令，是否捏造？餘、蔣二代表之來電，是否厚誣？政府鹽務九千萬之借款，是否並無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視之，愛公者亦當以流言視之。惟鄙人亦愛公者之一，敢進最後之忠告。世界各國通例，凡內閣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請辭職，以謝國人。公夙澹泊，尤重廉恥，疆吏既不見諒。國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熱中者流，何必戀棧貽羞，開罪疆吏國人！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應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遠，來日方長，去後留思，東山再起，又何惜爭此一時虛權，而蒙他日之實禍耶？笑罵任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以公明哲，諒不出此。承許諒直，敢進諍言。天寒歲暮，諸希自愛！”

梁士詒究竟有沒有面允日使直接談判和允借日款，現在來追述，真是歷史上的一大謎底，如果根本沒有這件事，則梁士詒蒙不白之冤，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了。以梁士詒的足智多謀，經驗豐富，竟然變成政治犧牲品，可見政治這玩意太可怕了，一個人在大“勢”上居於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領也逃不過此劫的。

當時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於梁有沒有面允日使和訓令三位出席華盛頓會的中國代表，這本來很容易徹查。問題是這並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過是大家拿它來做文章而已。

吳佩孚抓住這個問題倒閣，形勢上居於極有利地位，梁則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梁的後臺張作霖雖然為梁辯護，可是有氣無力，不如吳方面的聲雄勢大。張在此期間曾拍電給徐世昌，略雲：

“……作霖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為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佈進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或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佈國人，俾當局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

吳佩孚不僅針對梁士詒，而且兼及其副手葉恭綽，吳於1月9日發出佳電，反對交通部用日本技師，和日本電料架設滬、寧、漢長途電話，迫交通總長葉恭綽於10日通電說明原委，電雲：（霸氣　書庫　｜。。）

“讀吳巡閱使佳日通電，殊深詫異！查交部所擬滬、寧、漢長途電話辦法，系民國八年所定，並非恭綽任內經手。恭綽視事方及半月，諸務倥傯，未暇過問此事，更未由催促進行，特此宣告，以免誤會。至原電措辭，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為可惜，怒不致辯，統希鑑察！”

吳拿膠濟路和國權問題作文章倒閣，使梁閣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電促全國國民籌款贖路。1月17日全國商教聯合會、聯合京師總商會、京師農會、北京教育會、全國報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共同組織“救國贖路集金會”。使贖路風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吳佩孚領銜，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六省督軍省長列名，電請免梁士詒內閣總理。徐世昌接到這通電報即親批“交院”二字，照理攻擊國務院總理的電報，總統只可以存檔，不應批交總理，這一批，等於暗示不支援梁閣，因此梁士詒乃持該電謁徐世昌面請辭職，梁覺得徐一點不肯支援梁閣自然頗有牢騷，徐則唯唯諾諾，毫無明朗表示，於是梁士詒乃面請辭職，憤然離開總統府。

北洋時代的“電報戰”是當時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電報中推陳出新，大顯身手。吳佩孚這次倒閣就是使用的電報戰，今天一篇新式“驅鱷魚文”，明天一篇仿“討武則天檄”。與吳佩孚相呼應的，有田中玉的庚電（8日），蕭耀南的文電（12日）和銑電（16日），齊燮元的覃電（13日），陳光遠的元電（13日），趙倜的銑電（16日），馮玉祥的巧電（18日）。

直系領袖曹錕沒有討梁的通電，也許他是礙於親家張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東第一混成旅旅長張克瑤發表了一篇“討梁士詒檄”，通篇套用“討武則天檄”，使人讀完為之忍俊不禁。

梁士詒卻表現出相國風度，他的中國書讀得很通，當然瞭解中國人所稱的相國胸懷，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有容則大”。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