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芳、許蘭洲、王佔元、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楊善德等。

張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辭職。在辭呈中說他“無罪可言，無責可負”。並建議：“張勳目無中央，威逼政府，請嚴加懲治以安國本，”他說張勳既為“原告”，應當到法庭來和他對質，如果是誣告，應當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計較”。段也只說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9月21日張勳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徐州會議，並將七省攻守同盟擴大為“十三省區聯合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山東督軍張懷芝、第五師長張樹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江蘇督軍馮國璋、河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佔元、江西督軍李純、福建督軍李厚基、直隸督軍曹錕、直隸省長朱家寶、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第七師長張敬堯、袞州鎮守使施從濱、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北京步軍統領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當這些軍閥代表到徐州時，張勳派綠呢大轎前往車站迎接，幷包定徐州四大旅館為招待所。會議在巡閱使署大客廳舉行，門禁森嚴，代表入場亦須透過人身檢查。會議決定：推舉張勳為十三省區的大盟主，並制定《省區聯合會章程》十二項如下：

一、本團體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為宗旨；二、本團體為防止暴動分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擾亂與各省區為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為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三、本團體為維護國家安寧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於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人總指揮之；四、本團體對於所公推之領袖，認為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後，即由領袖通告遵行；五、本團體推張上將軍為領袖，遇有重要事體發生，應行主持爭執。其不及往返電商者，經由張上將軍代為列名，但事後應將原電事由電告；六、本團體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與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決定之；七、本團體聯合以後，各方面如有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為及對於政治有非理之要求，為公論所不容者，本團體即以公敵視之；八、本團體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壞大局者，本團體即輔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團體為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項名義傾陷報復者，本團體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十、各方面對於本團體如有存心破壞及謀削弱本團體之勢力者，本團體當協力抵制之；十一、本團體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十二、本節略僅具鋼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眾議隨時規定。

這些條款說明：徐州會議的目的不僅在於組織一個對抗國會、國民黨和西南各省的軍事同盟，而且也在於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權，為各省軍閥割據打下更有力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無論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內，凡有損害他們的權力地位的，都認為是共同敵人而以武力對付。

9月22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由蚌埠趕到徐州來，親自參加會議。在倪的建議下，當天的會議改為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認為僅僅制定章程而不採取行動是不夠的，因此建議解散國會，廢止舊《約法》，罷免西南派唐紹儀、孫洪伊、谷鍾秀、陳錦濤、張耀曾五總長，並將此項決議通告北京政府，限於三日內答覆。這些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中華民國一腳踢翻，改為中華軍國，並向西南各省採取戰鬥姿態，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顧慮，認為沒有取得本省督軍的授權，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國會”改為“除去國會中暴亂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當天的會議沒有結果就散了。

24日，國務院秘書曾毓雋從北京帶來一個電稿，因此會議以討論這個電稿為主題，張勳、倪嗣沖都竭力主張照原稿透過。25日，便用張勳、馮國璋、王佔元、李純、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範國璋、蔡成勳、張永成、張樹元、王金鏡、鮑責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義，照北京帶來的原稿發出通電說：“唐紹儀學識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檢，穢德彰聞。……唐紹儀曾借比款，以六百萬元之鉅款，竟與少數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顏結舌，無可為詞，竟至棄職潛逃。唐之此來，實將要結外援，陰圖不軌。……務請大總統勿令就職，倘竟不察，使長外交，必至僉壬誤國，華夏蒙兼。勳等於唐署名簽押之件，一律不敢預聞。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