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策，而已頒明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而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

餘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實行。明知所擔責任宏大，顧餘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似欲為中國恢復秩序，意在有益於中國，使無波折耳。

故餘仍望和議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國者，務使其各黨滿意，恢復和平，建設一堅固之政府。餘知國民意見明通，當不願目睹其本國之破壞，故欲進共和黨人與之籌議方略，使終戰局，破除各種情意睽隔，而將從前種種不便於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紛紛獨立，餘視之與和議亦不甚睽隔，當時政府之權力，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佈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見中立。故餘擬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此問題既如此重大，故凡事應心平氣和論之，不可靠一時之熱忱。餘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儲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之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餘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何等地步，與餘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餘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餘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事非不知之，顧餘不因稍受波折，遂變更餘最高應當之職，蓋餘之作為，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也。”

袁從歸隱洹上到臨危受命，再度出山，對他一生來說，是一個大轉捩點。這一轉捩對他亦好亦壞，他有過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這個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何況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軍系的實力。因此，對於清廷和革命黨雙方，他都是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際遇很微妙，袁在這以前只是一個沒落王朝中的一個權臣，若清王朝繼續存在，他的功業最多也不過可望曾、左、胡、李，雖然他有野心，他也無法篡位；如今他置身於清王朝危亡的大變局中，這便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無止境地發揮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這麼微妙，一個人的際遇就是這麼難以逆料。袁因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誤而落得千古罵名。

廿八、和談

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軍事實上迫切地需要一個統一的臨時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獨立各省提出建議，請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可是這個電報耽誤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廿一日蘇、浙、滬三地都督已邀請各省代表到上海開會，討論組織統一機構的問題，同時建議在中央機構未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溫宗堯為革命軍的臨時外交代表。迨黎的電報到達上海後，各方面為了尊重黎的意見，決定以武昌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並推舉鄂軍都督代行中央職權。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於十月初四日開會，決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參加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擔任聯絡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後，於十月初十日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公推譚人鳳為議長。這一次會議有一個幕後的，但卻是具有歷史性的決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透過一項決議：“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

原來十月初九日袁世凱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帶了一封汪兆銘的親筆函，這是汪寫給武昌首義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清帝遜位，並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汪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會期中到達，於是大家便集中討論這個問題。在討論過程中，部分代表認為清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了，今後“和平與戰爭”問題，不在於革命軍與清廷之間，而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陣營來。袁的問題是要給他重大的酬報，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則唯有許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袁真願以舉手之勞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則革命軍唯有享以民國臨時大總統，才能引誘和打動得了袁。

袁世凱、汪兆銘的勾結，是民國成立前後，政海中一大公案。廿個月以前汪謀刺攝政王事洩入獄，震動了海內外，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