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但以新民國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則燕京暫置為閒邑，寧府首建為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於國民，即凡南北主張共和及疾首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群公，寧有問焉？至於異日久定之都會，地點之所宜，俟大局既奠，決自正式國論，今且勿預計也。總之，文之志願，但求作新邦國，公之心跡，更願戮力人民，故知南北賓士，公必忘其自暇。嗟乎！我輩之國民，為世界賤視久矣！能就民國之發達，登我民於世界人道之林，此外豈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轉之勞，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將衰，耿耿我輩之心，所足以資無窮之方來者，惟盡瘁於大多數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為苦，以為強勉服務者倡。公旗南蒞，文當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翹盼不盡。”

袁世凱用最隆重的禮節，開啟正陽門來歡迎蔡等。他對這些客人不再談到拒絕南來就職，而反過來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商談南行的路線問題，他打算由京漢線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總統見一面，然後換乘輪船到南京就職。他的這種態度使來迎的專使們鬆了一口氣，認為袁基本態度已有改變，同時南京方面則認為袁的軟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臉，採取新行動，或挽留孫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選一位新總統。

其實袁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誰也不知道，他不動聲色地作自己的安排，他在蔡等抵達北京的當天，即予接見，傾談歡洽，並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談話會，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線提出來讓與會人士研究。至於袁離開北京後，北京留守決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別和北方的各統制及民政首長會晤，徵求大家意見，以何人為最理想，大家都很謙讓，使留守的人選未能決定。

蔡等抵達北京後，北方的一般輿論都對袁世凱南行就職不予同意，甚至有認為袁的南行是自投羅網，使蔡等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袁個人的態度雖然樂觀，但其他方面的空氣則和南方的意見完全相反。

卅四、北方兵變

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槍聲四起，只見許多身穿灰色軍服的兵，到處搶劫，首先受難的是正陽門一帶。這時南方迎袁專使們正酬應完畢，回到迎賓館，忽然人聲鼎沸，槍彈橫飛，血紅的火光浮在窗面，人們奔走相告，說是兵變了。為什麼會兵變呢？大家異口同聲說是由於北方駐軍反對“袁宮保”南下，反對專使們搶走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懷恨作亂。專使們聽到這個訊息，不由不信，乃倉皇檢拾細軟，匆匆趕到六國飯店避難。

兵變的部隊是第三鎮。第三鎮是北洋軍的主力，段祺瑞便曾兩任該鎮的統制，後來則由曹錕接掌。曹錕據說是袁身邊的“趙子龍”，打娘子關叫他去，打灤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謁見“袁宮保”時，都是筆挺挺地站立著，叫他坐他從不敢坐。袁對他講話，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說一個字。袁平素對段、馮都禮貌有加，獨對曹則不假詞色。按照當時官場習慣，若長官對屬員很客氣，就是不把他當作親信人，相反如果長官對部下越不客氣，罵得越厲害，則這人一定是“聖眷甚隆”。所以當時有人便以捱罵的多寡，做為自己升官快慢的溫度表，每挨一次罵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說：“我今天又捱罵了！”旁邊人也為其高興，且祝賀說：“恭喜，恭喜閣下不日就要騰達了。”依照這個習慣，曹錕是北洋三傑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

第三鎮兵變時，統制曹錕亦在北京，兵變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是不願袁世凱南下，所以當時或是事後的輿論都把這次兵變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爭論的重點。作者認為袁對兵變絕對有責任，或者有縱放，但決不會主使。道理很簡單，袁當時已被南京參議院尊為中國華盛頓，他能獲選為中國臨時大總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國內人心如此，即國際間亦認為袁是動亂中國的“安定力量”。袁的聰明智慧怎會不瞭解這一點。至於袁反對建都南京，當時反對最激烈的是同盟會中的巨頭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張建都北京，加上參議院投票決定國都地點時，亦可看出多數反對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達成不南行的願望，用不著策動兵變。袁是搞軍隊起家的人，當然明白兵變這玩意不能隨便玩，玩兵變等於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還有最重要一點，兵變一發生，很容易招致國際干涉，尤其是日本正處心積慮，主張將中國分而食之。袁是個野心家　，但他決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