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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在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四省蔓延，他們提出：“誅盛宣懷以謝天下”和“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四省均分別成立“保路同志會”。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廿一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宣佈罷課、罷工、罷市、抗捐。市面恐慌，人心惶惑。十五日川督趙爾豐設計誘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閻一士，蒙功甫等，成都將軍玉昆不主張對保路代表加以殺害。這時陰雨綿綿，民眾聞代表被捕，遂聚集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清軍統領田徵葵助桀為虐，支援趙爾丰采取高壓政策，請願民眾在督院內被擊斃六人，民眾仍不散去，直至獲悉被捕代表並未處決，延至天明才逐漸散去。

因為請願民眾被屠殺，使保路運動由和平請願轉變為武裝起義。原來的保路運動，可以說是君主立憲派所指導和策劃的，其組成分子以諮議局、民辦鐵路公司和地方士紳為主，可是趙爾丰采取了高壓政策，用槍彈去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不理睬他們的願望，進行了瘋狂的屠殺，這樣一來，保路運動很快便脫離了和平請願而轉向武裝起義。四川各縣民眾都紛紛集合進攻省城，戰鬥不斷在進行中，最後終於達成了四川省自治。

在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清廷垂亡政治的弱點，在最上層中，攝政王載灃和總理大臣奕劻交鬨不已。四國銀行成立債權團，奕劻因為回扣分贓不勻，以及四川總督趙爾巽調東三省總督及江西巡撫出缺都不得預聞，因之請假不往視事。下臺的直隸總督端方，久蟄思動。端方本是光緒末年的紅官，曾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當他在湖廣總督任內時，正值直隸總督袁世凱借丁憂假期來遊漢口，兩人結成了兒女親家。光緒駕崩時，端方任直督，卻於光緒移靈時在隆裕太后行宮攝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職。這時行賄數十萬獲派川粵漢鐵路督辦。兩湖總督瑞澂恐端方欲擠其缺，乃託肅親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並黨同端方奏參趙爾豐，俾端方有機會謀取四川總督。成都濫殺請願民眾後，端方和岑春煊先後奉命前往查辦，端方乃由湖北抽調新軍一協進駐資州（今資中）。他與趙爾豐積不相容，趙爾豐因內外煎迫，於是自獄中陸續釋出被逮諸代表，並洽商四川省自治條款。雙方妥協，簽訂優待趙爾豐條約，趙出告示將民政交諮議局議長蒲伯英，軍事交四川新軍第一鎮統制朱慶瀾，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佈自治，繼改為第二復改為初七日。趙如約交出印信後，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發生變亂，趙復任總督，結果被殺。端方亦在武昌起義成功後為他所統率的新軍所殺，首級送武昌。

廿三、辛亥武昌起義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雖然發動多次革命起義未獲成功，可是革命組織卻像雨後春筍一樣滋長於武漢。革命組織有的是屬於同盟會的，如日知會；有的是和同盟會有聯絡，如其進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共和會等。

日知會的重要分子有：劉家道、朱子龍、劉靜庵、王漢、陳棟、李亞東、胡瑛、梁鍾漢、李良軒、張難先等。負責聯絡湘鄂會黨，把他們介紹到湖北的新軍，是由湖瑛擔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早年是個敢作敢為的革命志士，曾和吳樾同謀炸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後來在東京最早參加同盟會；又曾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想把他刺死。他說話時頗像念臺詞，如：“你從哪道而來”，“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話，又像湖北話，又像四川話。日知會的本部設在漢口聖公會，後來被清廷破獲，重要會員全部被捕，僅李亞東、張難先越獄逃脫。胡瑛在獄中神通廣大，竟能說服獄卒供他差遣，和革命黨人繼續聯絡，把革命工作報告在上海的黃興和陳其美。

共進會是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創辦人有張百祥、餘晉域、焦達峰、劉公、劉英、孫武、居正、吳慈祥等。以兩湖為革命活動中心，會費由劉公擔任。辛亥起義時本應推劉公為鄂軍都督，因找不到他，才臨時抬出黎元洪。孫武因名字和孫文相近，大家訛傳他是孫文之弟：“孫文的兄弟都來了，我們快點參加革命。”新軍就是這樣踴躍參加的。焦達峰是湖南光復後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學社以新軍和文化人為基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