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祿，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員，實際同袁榮辱與共，帶有濃烈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至清末，以袁為首的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基本上控制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東三省等省區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實權，成為清末一大政治勢力。

1908年袁世凱遭監國載灃等皇族親貴的猜疑被罷官隱居河南，但由於其親信爪牙的維護，使清政府對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得以東山再起，並進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他憑藉的就是這一軍事政治集團的實力。嗣後，在北洋軍閥集團勢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歷屆總統、執政、大元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省長、鎮守使等軍政大員，多出自這個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成為列強激烈爭奪的物件，隨著歐美日本等國在華投資的增加，它們企圖控制中國的貪婪慾望也在不斷加強。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這些新的因素，對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它與湘淮軍集團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著清末湘淮系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面對國內外動盪的局勢，清朝統治層內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軍隊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呼聲最高。清廷也連發上諭，認為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袁世凱遂以新建陸軍為班底，開始經營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際，行擴張自己軍事政治勢力之實。練新軍、設巡警、興學堂、行立憲，這一切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事物，無不為袁所利用，被當時朝野視為“新政之首腦”。其政治勢力，也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終於成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所產生的影響，還比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要強大得多。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字，與湘淮系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

1905年以後，以中國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認定立憲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與整個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遂幡然變計，連上奏摺，侈談立憲。這在客觀上促成袁與立憲派的結合。1906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省立憲派，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袁世凱極力拉攏他們，對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援，並籠絡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舉薦他為西太后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因此，國內立憲派視袁為憲政運動的中堅，甚至在報上讚揚他是“開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時北洋軍閥集團能夠竊取全國政權，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鎮這樣一支新式軍隊外，得到國內立憲派的支援，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民國初年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影響，決定北洋軍閥集團在政治上不僅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勢力有著一定的聯絡。特別是1916年以後，這個集團的各個派系，大多有著帝國主義的背景與後臺，有的甚至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然而歷史的發展和變化是極其複雜的，北洋各派系與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所表現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與帝國主義密切勾結，公開露骨地出賣國家利益；有的雙方關係則表現得比較隱蔽。這是由於雙方的政治利益和出發點有所不同，當時具體的國際國內環境有所不同而決定的。帝國主義各國從其在華侵略利益出發，視其需要，並不是絕對地支援某一派軍閥。而各派軍閥有時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