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舉國已在求“變”，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　，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不過這些洋務派都因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而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是舊勢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勢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舊派中他被賞識，不被排斥，而對於新興的勢力來說，他們看袁仍不失為一個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歡他。在那個新舊蛻變的時代中，袁是騎牆派，正因為他的騎牆，使他成了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寵兒。

在黯淡的甲午戰敗後的清廷，最當務之急的，莫如重新整軍經武了。因此，就在《馬關和約》簽署後的六個月，清廷的五個最重要的大臣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榮祿等會商練建新軍工作，而袁世凱也被受命負責起草計劃和規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訓練新軍事宜，這位曾在朝鮮督練新軍的中年人，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

馬關之恥，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這個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變，一般社會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變的高潮。如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　，著《校邠盧抗議》，主張對外不鄙視，不恐懼；對內選拔人才，注重輿論，廢除八股，加強地方政治。另有香港《迴圈日報》主筆鼓吹變法，讚美日本的制度，主張中國急須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制。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曾和孫中山先生談過改革中華的抱負。何啟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過》、《新政安行》等書。這位何啟在英國留學十多年，後居香港創辦雅麗氏（Alice）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先生曾就讀西醫書院，起義時並曾得何啟助力。胡禮垣是和何啟合作撰寫上述各書，總稱《新政真銓》。陳虯著《治平過議》、《報國錄》。他們都主張成立國會，行君主立憲制。

此外，到中國訪問的外國人，如上海廣學會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曾遊北京，先後晤見李鴻章、孫家鼐、翁同龢、張蔭桓、恭親王、剛毅等勸說變法，提出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個號召，並盼清廷設西學科，用西人為顧問。他的建議未能為清廷接受。

所有這些在野的求變呼聲，並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觸角能碰到清廷當政者的，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聯絡各省應試舉人一千餘人，公車上書，反對馬關議和，主張遷都再戰，變法自強，西法練兵等。雖然他們的要求未被上達，但他們所掀起的狂瀾則震動了那個時代。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是廣東南海人，咸豐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　，家世是書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於經世之學，想作中國儒家的聖人。他雖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極強，六歲從番禺藺鳳儀讀四書及《孝經》，遂有志於聖賢之學。他好讀不倦，先在深山讀書，後遊大江南北，研究當時傳教士所譯的西洋法政史地等書，他為了達到變法的目的，曾寫了兩本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來支援他變法思想，以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反對。他說西漢末年劉歆偽造古文經，是用來支援王莽代漢的，這本書只能算做是王莽時代的新學，假託古書不過是想打倒當時的漢學而已；至於孔子所說的三代德政，也是假託古代來改變當時的法制。所以康有為的結論，是自古以來便有變法之事，孔子也是一個改革家。

康有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東西來支援他變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賞識，來實現他的理想。他子解當時清廷的守舊人物都包圍在西太后的周圍，要想突破這個守舊圍牆以獲得慈禧太后的支援，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緒皇帝下功夫。當時慈禧已經撤簾不親政事，光緒又是一個憂憤國事的青年皇帝，康有為先後八次上書，終於得到了光緒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興力量，共有三大支：一個是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北洋正統力量自居，是個徹底反動和投機分子；一個是康有為的君主立憲，變法維新，是個進步的機會主義；還有一個則是光明正大的革命運動，由孫中山先生領導。

孫中山先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家世業農，13歲以前完全受中國舊式教育。14歲隨母赴檀香山念教會中學，三年畢業　，再入奧荷學院。1885年回國，1887年入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以成績各科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