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硃諭：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硃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御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佈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后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康有為等為什麼看中了袁世凱？是因為袁曾參加過強學會，被新黨黨人認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這時正在練新軍，手中握有兵權，如果能爭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為。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面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歷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面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