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阿以戰爭爆發後不久我們會見了。戴高樂要求召開一次最高階會議討論中東和其他發生糾紛地區的問題。在我們會見時他對我說，他認為由於中東事態的發展，俄國很為難，可能容易接受一個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決辦法。

我問他，蘇聯支援納賽爾在中東到處侵略的政策，難道能不對他們尋求公正解決的誠意感到懷疑嗎？他承認蘇聯有一個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諸如埃及的政策，他們經常試圖利用中東緊張局勢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影響和起一種槓桿作用。但是，他強調說，蘇聯沒有完全拒絕他建議的最高階會議。

最後結果是，俄國人對與西方領導人會談毫無興趣。我認為，戴高樂極度渴望使法國在國際上起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這次在判斷上少有的失誤。正如義大利總統薩拉加特曾經對我說過的那樣：“戴高樂是一位誠實的好人，但是他象一個照鏡子的女人，又想照鏡子，又怕看照出來的模樣。”

戴高樂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法國儘管具有作為世界上一個大國的偉大歷史，但經濟和軍事力量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小部分。他不願意美國和蘇聯在決定所有關鍵性外交政策時不和法國磋商或不讓法國捲入。他也認為，法國人長期的外交經驗使他們有能力以各種辦法在改善東西方關係方面作出貢獻，沒有經驗的和魯莽的美國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儘管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對眼前情況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對中東前途的分析是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以色列在交回它佔領的領土中會堅持非常強硬的條件作交換的。他在談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極端的人民時說：“看看聖經中記載的他們的歷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樣的愛走極端的人民。他說：“雙方都總是想得到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東西。”

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聯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報復的基礎上爭取和平。他認為，這樣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長遠利益。”迄今為止，以色列已經贏得了與阿拉伯進行的每一場戰爭，而且也將獲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他說，“但是到頭來，他們無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當時許多西方領導人那樣，戴高樂把中東危機歸咎於雙方。結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給他貼上了“反猶太人”的標籤。

經常批評戴高樂的波倫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對我說：“問題是他（指戴高樂）覺得猶太人總的來說是國際主義者，而他主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

在結束這次談話時，我說，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之間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問題上美國不應單純依賴於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他帶著一絲微笑口答說：“我記住了。”他確實記住了。

當我成了總統時，我和戴高樂彌合了法國和美國之間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沒有藐視戴高樂的建議和忠告，而是歡迎它。因為我知道，從他對於世界事務的經驗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淺。我相信僅僅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在改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樂關於領導藝術的教導既非常簡單而又一針見血。在他的《劍刃》一書中概括地闡述了它的要點。如果一個領導人有神秘性、性格和莊嚴，他就可以獲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結合在一起，他就可以獲得權威。如果在權威外還有先見之明的話，就可以象戴高樂那樣，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獨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莊嚴，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人物必須在聲望和幸福之間進行選擇。因為偉大和“含糊的憂鬱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內容的滿足、安寧和歡樂，對那些位高權大的人來說是享受不到的。”一個領導人必須忍受嚴格的自我約束、經常冒險和不斷的思想鬥爭。

戴高樂想要恢復他的國家的偉大，願為它獻出個人的一切。他那由於年齡和勞累而刻上皺紋的、板著的臉，使他看上去有領導人所具有的憂鬱氣息。他的嘴唇緊閉，象是永遠感到不滿似的。他笑時，嘴唇咧開了，但嘴角從不向上翹。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雙藍眼睛周圍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絲悲哀。他的左眼總是稍稍向外斜，給人的印象是，他不會得到女子的鐘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遠不可能實現。

為了保持他個人的孤僻，戴高樂覺得他必須迴避同事們的友誼。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用過比“我的將軍”較為親切些的字眼來稱呼他。一位傳記作者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