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項整頓為綱之後，毛又生疑慮，1976年初，明確地指示鄧主持政治局開個會，給“文化大革命”做結論，定調為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實際是給鄧最後一個表現機會，看鄧到底站在哪一邊。毛最關心的就是他的身後——百年之後。這個事情長話短說，背景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否定了斯大林。萬國景仰的國際共運領袖、萬民歡呼的二戰救星，一夜之間就被翻了個個，這件事對毛澤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使他開始過多地考慮“百年之後”。直接後果是廬山會議，間接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學者把文革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好鬥的個人性格，認為不鬥爭不足以顯示其個人權威和價值，只有天下大亂，才需要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26）這種看法，顯然片面化和簡單化了。但無論何種屆時，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文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央高層受到了多數人的質疑。當然，鄧小平更不肯接受毛關於三七開的評價，他只能婉言拒絕。他的靈活性是有底線的，讓他給“文革”作三七開的結論，他堅決不幹。他說，我6年賦閒，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個事情由我來做不合適。由此導致鄧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鄧小平，在毛去世之後，最先對毛作出了“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客觀評價。鄧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7）鄧的意思是，正像功勞歸於集體領導一樣，錯誤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罷了而已。

下面就該說第三件大事“立言”了。當然，說到立言，首先是《毛澤東選集》，先是四卷，最後是五卷。毛澤東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區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同的解放區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出版統一的《毛澤東選集》，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人參加的編輯小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後遷延10年時間。前三捲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僅《矛盾論》一文，在便條上寫意見，就和編輯小組商榷了十幾個回合，最終還是將“邏輯問題”一節刪掉，顯示了毛的認真和嚴謹。但是到了第四卷，毛僅僅是主持審定，他曾帶著康生、田家英、胡喬木等大秀才們，在廣州郊區的一個賓館住了兩個月修改定稿，期間，毛還說過這麼一段話：“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這個委員長。”從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但無論如何，《毛澤東選集》的多數文章正如《毛澤東傳》所評價的：“內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藝術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雲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並茂，充分表現了毛特有的文風。”（28）

毛澤東詩詞的一種解讀（11）

問題是，總體看來，我覺得《毛澤東選集》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實踐的理論昇華和科學總結，大部分是透過毛澤東的筆寫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大筆桿子們的心血和才華，他們曾參與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討論、起草、修改和潤色。他們在延安時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為文章寫得好，比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胡喬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週年》，而田家英乾脆以模仿毛的文風而著稱，據說，《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筆。可能正是針對這樣一些議論，毛當年就有過解釋說：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除非少數情況，比如我生病了。那篇《當前時局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病了時，我口述江青同志記錄的，然後送給任弼時和周恩來看，最後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即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為什麼說這篇文章呢？因為這篇文章是當年為了紀念建黨三十週年，為劉少奇寫的講話稿，分工讓胡喬木起草，結果這個文章送給毛審查的時候，毛批了一句話：建議以胡喬木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胡看到以後不敢從命啊！說這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