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依據慣例，我同時擔任中國籃球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具有雙重身份。記得當時張發強副局長講了這麼一句話：“黨和國家把籃球事業託付給你們了！”此話一出，我陡然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以及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前無論在籃管中心工作時，還是在北京體育大學和科研所工作時，從來都不曾有這樣的感覺。

一夜之間

6月14日，關於我上任的訊息成了很多媒體報道的重點，尤其是《體壇週報》、《東方體育日報》、《南方體育》等專業媒體的報道，敏感而快捷。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南方體育》徐梅的文章，在大多數記者對我所知甚少的情況下，她寫了一篇《李元偉重回籃管中心，溫和改革派欲開創籃球事業新局面》的報道。

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40歲之前，他沒有任何職位，只是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普通教師。在校任教時，他曾作為訪問學者前往俄羅斯進修，回來時帶了一大箱子專業書籍。

由於他家人都在香港，他一個人在北京過著準單身生活。在體科所搬到中國棋院辦公、裝修整飭舊樓之前，記者曾經好幾次在體科所下屬的餐廳裡碰到他一個人吃飯，吃得非常簡單，時常只是一菜一飯……”

這篇文章因為了解“內情”較多，被各路媒體轉載，很是火了一把。

6月14日中午，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也報道了我上任的訊息，並播出了我原來在籃管中心工作時的鏡頭，然後在下午6時、晚上9時30分中央五套的體育新聞中都重播了。

我的一個同學陳永斌在新聞頻道看到報道後，馬上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在體育頻道晚間新聞播出時看了一下。這個報道有幾分鐘時間，這讓我既感到意外又覺得驚奇。

電視的傳播威力是巨大的，這則新聞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後，就有很多老同學、朋友、親戚、同事紛紛打電話、發簡訊來祝賀，一時之間讓我忙得不可開交。

一個普通的人事更迭何以引起如此高的關注？

這天晚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想了很多。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籌辦工作的進行，體育逐漸從邊緣位置邁向舞臺的中央，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由於我們實行的是專案中心管理制，一個運動專案的領導人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項運動的走向，對專案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引人關注是自然的。

我想，在一個奧運週期中間更換專案中心主要負責人，本身就不尋常，而且又是在體科所改革剛剛走上軌道的關鍵時刻，總局領導下決心調我回籃管中心，顯然是從完成2008年北京奧運會任務的角度考慮的。這是對我的莫大信任！我意識到，北京奧運會的歷史機遇和籃球運動在中國具有的影響力，使我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扮演特殊角色的公眾人物。驚奇之餘，我感受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責任和壓力。

引子：重歸（6）

平靜的生活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

從陋室開始

我要面對的，是接下來的五年。

這五年時間裡，包含著雅典奧運會、世錦賽、多哈亞運會、北京奧運會，當然，還有三屆亞錦賽和一年一度的CBA聯賽，這五年的分量，可想而知。

開弓已無回頭箭，我真正意義上的籃球歲月開始了。既然歷史的機緣把我推到這樣一個位置，如果我不能在任期內把中國的籃球事業搞出點名堂，將何以面對總局領導的信任和廣大球迷的期待？知識分子本來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因此，不辱使命、有所作為成為我上任以後的最大動力。第一次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我表達了這樣的心聲：“我明白我肩上的擔子和責任。我不會推卸責任，遇到問題我一定會第一個衝上去！”

這一年我55歲，上任的那一刻我已想得很清楚，要做事情也就是頭三年，因為後兩年臨近北京奧運會和我的退休離任，出臺大舉措的操作空間就很小了。時間有限，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一年迅速開啟局面，三年取得整體突破，五年看到明顯成效。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籃球的重大改革舉措都是在頭三年裡推出並取得明顯成效的。

回籃管中心上班的前半年我一直在籃管中心會議室旁邊的一個小儲藏室裡辦公。一是籃管中心辦公用房緊張，沒有多餘的房間；二是前任主任很長時間都沒有把辦公室騰出來，說太多東西也沒法搬到家裡去。我確實著急開展工作，就看中了這間小屋。

小屋大約十一二平方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