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櫥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興就沒大注意，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奇怪的是，她此後成了慣例，每遇風寒感冒，必要嘔吐。

愛玲感激胡適的細心，在電話裡告訴他，剛吃了回來就吐了。胡適也就作罷。

在炎櫻家住了一段時間，愛玲感覺不是長遠之計，所以聽說炎櫻曾有熟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子宿舍，去看了看還行，於是就搬過去住了。

這個宿舍，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基督教的慈善團體，以救濟貧民而出名，因而這種住處不很體面，“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地嗤笑著”。

愛玲此時一是沒別的辦法，二是反正沒別人認識，也就不在乎了。

女子宿舍的場景，有些怪怪的。入住雖然有年齡限制，但也有幾位年長的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點關係，似乎是打算在此終老的。管事的老姑娘，都稱為“中尉”、“少校”。餐廳裡為大家代斟咖啡的，是從街上臨時收容來的流浪漢。

令張愛玲感動的，是有一天胡適先生專門來看望了她。

愛玲請先生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一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臺，臺上有鋼琴，臺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麼人來。

張愛玲也是第一次進到這裡來，看著空洞的大廳，只好無可奈何地笑。但是，胡適卻稱讚這地方很好。愛玲就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

坐了一會兒出來，胡適一路四面看著，仍是滿口說好，倒不像是在敷衍。不過，也許這並不是在誇環境好，而是在表揚愛玲沒有虛榮心，在這樣簡陋的地方也能安之若素。

這一次送胡適出來時的情景，張愛玲刻骨銘心，連多年以後的回憶也字字帶有深情——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即赫德遜河。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這裡面提到的“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是說凡是著名的公眾人物，都有很鄙俗的一面。這是張愛玲一貫的觀點，可是見了胡適，她才凜然一驚——原來此人是個例外！

張愛玲臧否人物向來苛刻，以這樣的口吻來寫一個故交，絕無僅有。看似平淡的文字，細品起來，真是撼人心魄！

老人家有強烈的幻滅感，她很同情，因為她也有過幻滅——比很多人的幻滅要早得多。

1956年2月，張愛玲搬離紐約，去了新英格蘭美國東北部。，其間跟胡適透過信，彙報過她結婚的事情張愛玲自己記成“幾年不通訊息”，不確。。

1958年，張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亨廷頓？哈特福基金會住半年，享受寫作資助，曾寫信請胡適先生作保。胡適答應了，順便把愛玲三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書裡通篇都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了字。愛玲看了大受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那心情，在後來寫回憶文章時都感覺無法形容。

也就是在1958年，胡適返臺，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愛玲是在報上讀到訊息的。

1962年，胡適在一次宴會上作講演後，心臟病猝發，幾天後逝世。張愛玲那時正為生活的重負所迫，在報上看到噩耗，也沒太悲痛，只是心情惘惘的。也許在她的印象中，胡適早已不是現實中人，而是歷史上的人物了。

她當時想：“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70年代初，張愛玲稍安穩下來，想譯《海上花列傳》，不由得想起，假如早幾年動筆的話，不但可以請胡適幫忙推介，而且他也會感到高興。想著便一驚——“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

那以後，一想起胡適先生，愛玲就幾欲流淚，但是又不願意去想。有很多的人物，就這樣消逝了；有很多的氛圍，也已蕩然無存了。她只覺得“那種倉皇與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