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便之事。鄉下計程車紳放債，也是要秋糧成熟之時才償還，利息遠高過官府，他們放不出問題，官府放就有問題，這話沒道理。”

徐維志道：“退思這話說的我認同。這最壞的就是下面辦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壞人，到時候在放貸上卡一卡，明明缺錢用的，他就不把錢放出去，又或是好地當做壞地來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國先治官，治官先治吏麼。這個道理誰都懂，要點就在於怎麼治。我這裡已經想了個章程，把借貸與裡甲櫃銀結合一處，再合以一條鞭。把過去民收民解的銀，歸入官收官解，先把糧長這一層盤剝免掉。放貸還貸，都在衙門裡，設專人進行，這一職位多給銀兩以養其廉，設監查以警其貪，再設制度以繩墨其行為，三管齊下，看他能翻出什麼浪去！”

江寧實行一條鞭法時，張居正都還沒當上首輔，但是實際效果也沒什麼大用。所以張居正變法的要點，不是一個單純的一條鞭，而是一條鞭下的具體執行上，比過去有了大的改變。在張居正以前，由於吏不下鄉原則，不管什麼法，糧賦都是民收民解，收稅權在糧長手裡，也就是變項包稅制。朝廷只找糧長要錢糧，糧長怎麼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張居正變法後，改民收為官收，就是取消了糧長這一層，大家自己到衙門來交錢。而裡甲櫃銀，則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為江南的作物複雜，除去正常的白糧外，原本有各種雜糧以及地方特產稅收。在實物稅年代，農民的地裡要種米、豆、雜糧，還要有各種經濟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實際上這種耕種方法嚴重限制農民的作物自主選擇權，也影響農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間，江寧實行一條鞭法，已經把雜糧稅全部改為收銀，以裡甲為單位徵收白銀，但是具體徵收人則是糧長。糧長把銀櫃交給胥吏，再交到官府，要過兩道手，中間便有了舞弊空間。

實行官收官解後，百姓把錢直接交到官府，不經過任何人手，這從制度上看，當然是減輕百姓負擔。但是對官府來說，就加大了基層辦事人員的工作量，幾萬農民不定時交稅，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還可能鬧事，所以一般來說衙門都不願意接這種活。對於農民來說，也要擔心胥吏的盤剝和刁難，實行起來就是個考驗基層官員手腕的事。

范進之前對衙役的整頓改造，乃至重新操練，編撰條例，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對這種歪嘴和尚有個監督。

“所有收銀、放貸的，都會得到一筆獎金，如果耽誤了吃飯有誤餐錢，耽誤了下值有值夜錢，燈火錢。工作表現好，另外還有嘉獎錢。這些都是我給他們的福利，與商賈合作，是引入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監督牽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於兩家之上另設一檢校，專查這兩方。不管是誰藉著放貸卡要勒索，本官都將重辦！連馮邦寧那等人，我也是說打就打了，這些胥吏或是商賈，又有誰辦不得？”

王士騏聽的入了神，方才是勸解范進不要與民爭利，這時卻漸漸為他所引導，思路開始跟著范進的思路在轉。

“這樣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這麼做。等到你卸任之後，後任者又能否如此？”

“這就是我說過的，要以手段繩墨。借貸有借據這是不必說的，交稅也應有憑。我聽人說過，世廟年間兩淮鹽運司曾用二連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給鹽商，以為完課憑證。這個辦法大可效法，但是兩連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個三連票。一票給交稅人，一票官府備檔，另一票給里長甲首，彼此依此立檔，作為憑據。就像我今天說過的一樣，將來按著交稅多少，劃分甲乙丙丁四字戶頭，按稅定服務，徵徭役，這便是個最好的憑據。這種票聽說蘇州那邊已經有衙門在搞，名為串票。這法子我們上元也可以用。人與人互相監督，再有串票憑據上做個限制，胥吏或是商賈們想要舞弊就很艱難了。除去三聯之外，再給票上立好編號，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據，有號頭約束，也難更改。”

王士騏不住點頭，“確實……這樣一來，公門老手也不易找出破綻。但是退思兄，咱們為官之人，如果按著交稅多寡定出服務，豈不是成了商賈手中操縱的傀儡，這一點你想沒想過？”

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進新政（下）

依舊是詢問，但是情形已經有了很大區別。一開始王士騏發問，實際是代替父親，行使上司的問責權力，以發問的方式表達上級的不滿，希望范進改弦更張。而此時的問題，則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詢問。不管范進的方案能否說服王世貞，當下已經成功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