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局勢，益州一路，交鈔氾濫，物價暴漲，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盜賊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實。西南之患，蠻夷實不足道，可懼者實是內患。將益州帶到如此局面，蜀中長吏，雖百死莫贖其罪。下官以為，朝廷當早下敕令，鎖拿益州轉運使方紫嚴、益州提刑使李魯仲、益州監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賢能替之。”章惇直視呂惠卿，言辭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說益州一路官員，上下勾結，欺瞞朝廷？”呂惠卿撇撇嘴，道：“這只是唐康時一面之辭。唐康時在戎州之時，便剛愎自用，與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為自己得罪，為求脫罪，故意危言聳聽？”

“相公這是誅心之論吧？某正想問呂相公，唐康時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來還想觀望一陣，但呂惠卿的矛頭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編修律令，怎會不知？”呂惠卿倒並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來，他也沒有退路了，這時針鋒相對，半步也不能輕易退讓。

石越見眾人都望著自己，他緩緩起身，凝視呂惠卿，亢聲說道：“以某之見，唐康無罪！”

“無罪？！”

石越一句話，頓時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許多人都不可思議地望著他。連呂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與康時雖有兄弟之情，但國法無親……”

“某敢問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條律令？”石越毫不客氣地打斷呂惠卿。

“《建隆詳定刑統》，擅發興：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絞！”呂惠卿白著臉，與石越對視著，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時與田烈武、李渾擅髮禁兵千人以上，當處絞刑！雖其本意為國除奸，但國法無親，其罪如此。縱有恩敕，當自上出，豈得謂無罪？”

“大宋刑統，確有這麼一條。但是諸律令條文，是否皆有疏議？”石越淡淡反問道。

呂惠卿見他胸有成竹，心裡暗暗犯嘀咕，他雖然博學，但畢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條文疏議，他更是不用說。但是所有法律條文，必有相應的法律解釋與判例，這也是不可否認的。畢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爭議，就必須根據法律解釋與判例來定罪。

“這是自然。”

“那麼敢問諸位大人，《唐律疏議》，是否可以為解釋之依據？”

這時廳中有部分的博學之士，心裡已是恍然大悟。馮京便即捋須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詳定刑統》，雖出於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議》，雖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議》，還需以事論事；但《唐律疏議》，確可以做為解釋之依據則無疑。”

石越點點頭，環視眾人，高聲道：“《唐律疏議》卷第十六擅興，釋此條雲：‘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疏議曰：其有寇賊卒來入境，欲有攻擊掩襲；及國內城鎮及屯聚兵馬之處，或反叛；或外賊自相翻動，內應國家。如此等事，急須兵者，‘得便調發’——謂得隨便，未言上待報即許調發。雖所在人兵不相管隸，急須兵處，雖比部官司亦得調發，掌兵軍司亦得隨便給與，各即言上。此所謂‘急須兵處，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準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準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議》曰：應機赴敵，急須兵馬，若不即調發及雖調發，不即給與者，準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謂軍務警急，聽先調發給與。‘並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準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謂非兵寇，直是逃亡，或為盜賊，所在官府得權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發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說罷，石越望了一眼臉色變得極難看的呂惠卿，緩緩道：“渭南兵變，此乃緊急之事，急須用兵，唐康得便調發，可矣。雖龍衛軍與其不管隸，然急須兵處，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調兵之先，已遣使急報有司，此有公文為證，亦不得謂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渾，若不即給予，聽便調發，朝廷當以擅發同罪，處以絞刑。其聽命赴難，正得其宜。據《疏議》，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盜賊，官府權差人夫足以追捕。敢問相公，這渭南一萬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則某以為，唐康時、田烈武、李渾，並無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為國不暇謀身，又豈會故意危言聳聽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