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豬頭可能是美國人的最怕，但是，六、七十年代上海人過春節的時候，最怕的卻是吃不到豬頭。懼怕的相對性似乎還應包括亞洲人民之間的一些相互的恐懼，例如中國足球的“恐韓症”，等等。此外，懼怕的相對性還意味著特定的歷史環境。例如，在最怕過年吃不到豬頭的時代，我們說的是“人怕出名豬怕肥”，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品牌行銷的時代，“豬怕出名人怕肥”卻是人和豬都明白的道理。

毛主席曾在“5�20”宣告中自問自答：“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帝以及美帝的AXN從來只有一個，“人民”雖然廣義上包括亞、非、拉一切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人民，不過以當時的政局而言，指的主要還是亞洲人民，或者說中國人民和印度###的人民。雖說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是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美帝到今天為止還是有點怕人民的，AXN對亞洲人民進行的這項網路調查，就不妨視之為美帝怕人民的一種表現。當然，身為亞洲人民的一員，我也有點怕美帝，最怕的是美帝的摩天大廈。值得慶幸的是，在這件事情上，很快又要輪到美帝怕人民了，因為超高建築的重心已經從美國轉移到了亞洲，亞洲正在成為美式摩天大廈在地球上最後的天堂。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高摩天大廈，亞洲佔據6席，而中國（包括香港、臺灣）佔了4個。而在全球15幢最高的摩天大廈中，香港就佔了四幢。香港人民之所以普遍畏高，與此不無關聯。

就建築物來說，與其說“畏高”，不如說“崇高”，或者兩者互為因果。據參與調查的部份香港女性上班族表示，平時穿高跟鞋爬樓梯上樓時，會不斷往下俯瞰，心生畏懼後更想繼續看，不自覺幻想自己會摔下去。這個典型情境一方面說明了香港人民的“怕孤獨”以及“怕變胖”很可能都與畏高有關，另外，“心生畏懼後更想繼續看”，似乎就是既“畏高”又“崇高”的註解。

亞洲人民的“崇高”還體現在“世界第一高樓”紀錄的不斷重新整理，上海、香港、臺北、迪拜、漢城，已建、在建或號稱要建的“世界最高”的500米以上的摩天大廈此起彼伏，你追我趕。CCTV�有一篇報導認為：“對中國城市而言，它們對於作為成長環境的亞洲場逐漸敏感起來……在絕對意義上，北京多了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和庫哈斯的央視巨型建築，也意味著香港福斯特的恒生銀行大樓和貝聿銘的中銀大廈被奪去了部分新銳的目光”。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相信，這場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正在成為亞洲人民最新的Fear　Factor，即生怕別人的樓比自己的高。已建成的“世界最高”最怕在建的“世界最高”，在建的“世界最高”最怕聲稱將建的，聲稱將建的，又最怕耿耿於懷，總是惦著要破記錄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我樓矮了。倒是正應了我們中國人的那句老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著。

屁如朝露

關於《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這本書，紐約時報書評說作者扎克斯“在粗俗和反常方面有所專長”。沒有人會像扎克斯那樣去研究放屁的歷史——從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到公元前2世紀的印度，從古希臘、古羅馬到文藝復興。

按照扎克斯從歷史中梳裡出來的頭緒，人類的放屁史、截止到文藝復興，一直存在著左右兩翼圍繞“禁屁”和“倡屁”的兩條路線的殊死鬥爭。與此同時，還伴生有一條“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支線。無論如何，兩大陣營在伊拉斯塔斯出版於1530年的《兒童禮儀》一書的有關章節中達成了妥協：“人雖然應該彬彬有禮，可是為此而染上一些病卻是不值得的。如果憋得住，就該一個人憋住，可是，如果實在憋不住，應該以高聲咳嗽掩蓋放屁之響聲。”借用當時某學校對此書的註釋，總而言之，在公眾場合，“悄悄放屁是一種美德”。然而屁欲靜而風不止——將近500年後，北京平谷區金海湖鎮胡莊小學終於用一種時代風格異常鮮明的方式給《兒童禮儀》加上了新的註解，據報導，該校頒佈的一項校規是：“當眾放屁一次罰五元”。目的是“保護環境爭做文明現代人”。校方說，制定這樣的措施，主要是為了讓學生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都是些“大詞兒”，這屁放得，已經很有“宏大敘事”的動靜和味道了。所以對校規本身我就不能多說什么了，盡有的一些困惑，主要集中在無關宏旨的技術層面，即是項校規在執行上的難度。常識告訴我們，對於他者來說，可資研判一個人放屁與否的有效證據只有氣味和聲音兩項，這兩項，恰恰又是屁之危害所在。屁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