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這就是納粹“民族政策”的理論根據。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必須*，決不手軟；二分之一的稍遜；至於四分之一的則是處在政策的臨界線上，可以暫時不動；八分之一以下則可以納入人民內部，不以敵我矛盾論處了。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此項政策大概剛進行了第一階段，*還只限於全猶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後來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東可能屬於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暫時平安。希特勒們這一架特製的天平，能準確到什麼程度，我是門外人，不敢多說。但是，德國人素以科學技術蜚聲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於德國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這*猶太人的事件，我初來乍到，不敢亂說。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呆頭呆腦。比如說，你到商店裡去買東西，店員有時候要找錢。你買了七十五分尼的東西，付了一馬克。若在中國，店員過去用算盤，今天用計算器，或者乾脆口中唸唸有詞：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氣說出了應該找的錢數：二十五分尼。德國店員什麼也不用，他先說七十五分尼，把五分尼擺在桌子上，說一聲：八十分尼；然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九十分尼；最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一馬克。於是完了，皆大歡喜。

初抵柏林（3）

我還遇到過一件小事，更能說明德國人的老實忠厚。根據我的日記，這件事情發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壞了，走到大街上一個鐘錶店去修理，約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樓大廈的莽叢中，在車水馬龍的喧鬧中，我彷彿變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表的時候，影影綽綽，隱隱約約，記得是這個錶店，邁步走了進去。那個店員老頭，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鏡，同昨天見的那一個一模一樣。我拿出了發票，遞給他，他就到玻璃櫥裡去找我的表，沒有。老頭有點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從眼鏡上面射出了目光，看著我，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回到家，心裡直唸叨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當然找不到。老頭更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點發抖了。在玻璃櫥裡翻騰了半天，忽然靈光一閃，好像上帝佑護，他仔細看了看發票，說：“這不是我的發票！”我於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錯了門。這一件小事我曾寫過一篇散文：《表的喜劇》，收在我的《散文集》裡。

這樣的洋相，我還出過不少次，我只說一次。德國人每天只吃一頓熱餐，這就是中午。晚飯則只吃麵包和香腸、幹乳酪等等，佐之以熱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裡去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我興致勃勃地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但是，一咬香腸，覺得不是味，原來裡面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為氣憤，憤憤不平：“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連在夢中，也覺得難嚥下這一口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個肉食店裡去，擺出架勢，要大興問罪之師。一位女店員，聽了我的申訴，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腸，起初有點大惑不解，繼而大笑起來。她告訴我說：“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阿木林。

我到德國來，不是專門來吃香腸的，我是來唸書的。要想念好書，必須先學好德語。我在清華學德語，雖然四年得了八個優，其實是張不開嘴的。來到柏林，必須補習德語口語，不再成為啞巴。遠東協會的林德（Linde）和羅哈爾（Rochall）博士熱心協助，帶我到柏林大學的外國學院去，見到校長，他讓我念了幾句德文，認為滿意，就讓我參加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的最高班。從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天天去上課。教授名叫赫姆（H�hm），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外語教員。他發音之清晰，講解之透徹，簡直達到了神妙的程度。在9月20日的日記裡，我寫道：“教授名叫　H�hm，真講得太好了，好到不能說。我是第一次聽德文講書，然而沒有一句不能懂，並不是我的聽的能力大，只是他說得太清楚了。”可見我當時的感受。我上課時，總和喬冠華在一起。我們每天乘城內火車到大學去上課，樂此不疲。

說到喬冠華，我要講一講我同他的關係，以及同其他中國留學生中我的熟人的關係，也談一談一般中國學生的情況。我同喬是清華同學，他是哲學系，比我高兩級。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