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接下來的幾年，按照羅茲的說法，公司要努力成為“傳播中國籃球的蘋果種子（原文為：the　Johnny　Appleseed　of　basketball　in　China，　Johnny　Appleseed指John　Chapman，兩百多年前，他在美國還未開發的荒野種了大量蘋果樹，並且把種子分給別的居民。後來Johnny　Appleseed這個名詞成了美國英雄的代名詞）”。耐克贊助街球比賽、高中聯賽，還有在中國大城市新興的室外籃球設施，甚至是畫在牆上的塗鴉。NBA的球星和教練們來到中國參加耐克贊助的活動，他們中最大牌的明星邁克爾·喬丹，飛翔在中國人電視裡的耐克廣告上，使很多中國球迷留下了耐克就是NBA的印象。在肯德基和上校雞塊的引誘下，中國的年輕人渴望著美國的一切，於是耐克給了他們一種時髦的、城市化的、不加掩飾的美式運動。後來，當公司贊助三對三巡迴賽和扣籃大賽時，伴隨著那些動作的，是節奏強勁的美式嘻哈樂，這種籃球與流行文化的結合讓年輕人感到振奮——也與中國的正統體育形成了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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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一代傳教士（4）

耐克真正勾勒的是一個英雄，一個本土偶像，他能像邁克爾·喬丹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風行起來。然而中國最好的運動員都被隔在了舊式體育系統形成的圍牆之後，艱苦地進行嚴格的訓練，卻似乎被這種訓練方式磨平了他們的雄心壯志，阻礙著他們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耐克要像羅茲所說的，成為“中國體育的組成部分”，公司就需要找到一條能把他們的資訊帶進中國體育機器核心的路，這架機器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就對西方關閉著。為了進入這個體系，耐克不能簡單地依靠它的品牌或者市場頭腦。像其他任何想打進中國市場的商人一樣，羅茲和同事們需要靠一點“關係”，這在中國是一切政治和商業事物的潤滑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進入中國的外國經理人常會背上一種誤解：他們不是認為中國依然被一箇中央集權的領導體系控制著，就是相信這個國家已經魔術般地轉變成了一個遵守供求規律的自由經濟天堂。當然，實際情況遠遠複雜得多，很難確定在這場利益競爭的灌木叢中，誰會被扔到路障上，誰卻能把路障清除掉。想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的外國人很快領悟到他們需要“關係”。所以這些來到中國的經理人，把自己絕大多數時間花在了和所有人把手言歡，熬過每一場十幾道菜的宴會，喝下每一杯白酒——所有人都希望這種特別的關係能夠讓他們做成生意。

1994年秋天時，耐克幸運地找到了突破口，籃協副主席劉玉民為手頭的一個小危機，打電話到廣州，找到了羅茲的老闆，耐克在中國的總經理丹·勒布（Dan　Loeb）。1983年時，劉玉民和一箇中國教練代表團訪問過耐克總部，那時這家小店還遠沒有成為一個光鮮的企業帝國。在一個耐克青年訓練營，劉玉民驚訝地看到NBA的教練在孩子們身後的噴水池裡站成一排。那次旅行還是她第一次聽到她稱為“資本主義思想”的話。“這個耐克的人告訴孩子，如果他們訓練勤奮而且優秀，那就能過上奢華的生活，”她回憶說，“對這我想了很長一段時間，覺得我們的運動員也需要更多激勵。”

1994年的那一天，劉女士在為她自己尋找一點激勵。這幾年奧委會的管理者一直在削減籃球的預算，使劉玉民和同事必須向外界尋找贊助以生存下去。離廣島亞運會只剩幾周了，但是另一家大運動鞋公司在合同落實前不願意提供球鞋和運動服。在中國按正規流程走，這可能需要幾周時間。劉玉民擔心球隊不能及時得到新的裝備。耐克是否能幫個忙？勒布清楚這樣的邀請不會每天都來，所以他抓住了機會。在一週內，一批耐克球鞋和運動服送到了國家隊，完全是按照要求特別裁剪製作的。“我們太想打進中國市場了，”羅茲說，“於是準備著撲向任何一個入口。”

亞運會結束後不久，北京方面用一份贊助國家籃球隊的長期合同作為給耐克的回報。1984年和1988年奧運會耐克已經給中國田徑隊提供了裝備，並給網球聯盟提供支援。但公司還從未能參與到這樣深層次的合作中，使他們能接洽到國家最頂尖的運動員，並對一項運動的發展產生影響。那正是他們希望與中國籃球建立的關係。

1995年初耐克開始尋求更進一步的合作，當時北京方面正匆忙地在籌備自己第一個職業籃球聯盟：中國籃球協會（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