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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問題存在著。羅茲之前從未在大陸生活過。他能說一口很好的臺灣腔普通話，但是和中國體育系統沒有任何接觸，對這個市場的瞭解程度也不足以讓他作出一個市場評估，更不用說為耐克提供有戰略意義的建議。他只希望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到耐克的第一天，羅茲記得一位叫瑪塔·希爾（Martha　Hill）的國際運動市場部經理帶他參觀。他非常和藹可親地與自己的新同事交談、開玩笑，為終於成為獨一無二的耐克俱樂部的一員而興奮得發抖。但當穿過麥肯羅（John　McEnroe，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的網球巨星，耐克以他的名字為總部的一座大樓命名）大廈的時候，希爾看到一個小個子、紅頭髮的人正走在前面的走廊裡。

“哦，看，那是菲爾·耐特。”她說。

羅茲抬起頭看到了這個體育界最有權勢的人。他盯著這個隱士一般的耐克老闆——現在成了他的老闆——看了好一會兒，一直到他低著頭走遠。

“你想去見見他嗎？”希爾問。

“不，不，不，”羅茲立刻小聲回答，“現在不。”

“為什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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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一代傳教士（3）

“因為我知道他會問我關於中國的事。”

希爾聳了聳肩，看著耐特走遠而沒有為他們做介紹。“能和耐特先生會面真是夢想成真，”羅茲說，“但是我肯定他離開時會說‘真是絕妙，我們僱了一個對中國一無所知的白痴！’”耐克最新的傳教士需要更多的信心。

羅茲來中國的時機非常好。他身處中國南方城市廣州，1994年時耐克在這裡建立了中國唯一的辦事處，周圍一切都表明爆發性的消費正處於萌動中。廣州以前是進入中國的大門，這座嘈雜的、不斷向周邊蔓延的城市位於珠江三角洲心臟地帶，離香港只有二百四十多公里。就是在這裡鄧小平開始了他宏大的改革實驗，到1994年，這裡的經濟特區已經出現了成千上萬座工廠——許多是國有企業和外國公司共同投資的。勤勞的廣東籍工人和來自全中國的大量移民一起，生產出了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不斷增加的產品，從兒童玩具到電腦零件，還有耐克鞋。

大多數產品都供出口，但是急速湧進的工作機會和投資，也給中國人的錢包裡裝進了現金，很多人開始為將近半個世紀的物質匱乏尋求補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投資到中國的三千億美元中，有差不多一半是瞄準了中國消費者而不是用於出口性的生產。這個古老國度裡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謂中產階級，十年裡，東南地區飛速發展的經濟，還很難被生活在內陸地區的九億農民感受到。甚至上海也才剛剛露出一點從低迷中恢復的跡象。可是在廣州，中國繁榮的中心地帶，人們發瘋一般地搶購冰箱和電視機，還有巨無霸漢堡和西裝，而且常常誇張地把商標留在外面。這是一個奇怪的習慣，尤其在一個講究平等的社會，但也表明人們開始產生品牌意識，這讓耐克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大量農村地區快速地城市化——還有中國公眾對美國事物不斷增加的青睞——使中國準備好了迎接這些來自比弗頓的人。1994年初羅茲來中國時，差不多已經有八億能夠接觸到電視機的中國人，準備好接受耐克形象。1994年，耐克執行經理成功得到了贊助新生的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的機會——這是中國第一個職業化的體育專案——他們擊敗了歐洲的競爭對手阿迪達斯。

但是足球不是耐克的優勢所在——事實上，羅茲說有一些中國球員抱怨說公司新開發的足球鞋釘讓他們的腳磨出了水泡——公司很快意識到他們標誌性的運動，籃球，才是滲入中國市場最好的賭注。從市場角度講，這項運動“偏向年輕人和城市”，受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年輕人歡迎，並且肯定會決定下一代中國消費者的品位和價值觀。在中國的學校和球場上，那些衣著新潮的人很容易因為他們編成小辮的長髮、鬆鬆垮垮的短褲，還有一雙耐克Air球鞋而受到關注。這些孩子是很前衛的：那時超過95％的中國運動員都是穿帆布鞋，包括像王治郅和姚明這樣體育系統內的專業球員，其餘則經常穿著廉價的仿製品。耐克每年在中國的銷售額僅僅是八百萬美元，這個數字在美國還不到一天就能被超過。

但是羅茲和同事遵守著耐克的信條：“先推銷一項運動，然後利潤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