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賤老貴壯”等習俗看，其婚姻家庭大致處在對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過渡階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對還比較崇高，不存在嚴格的“父子”、“長幼”、“夫妻”等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而且當時部落對外戰爭極為頻繁而又殘酷，部落成員尤其是男性成員死亡率很高，流動性很大。凡此社會條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們習慣於收留外人或俘虜為養子，藉以擴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樣地他們也習慣於充當他人的養子。

隨著唐代的大量征伐戰爭，少數民族大量內屬和入居中原，這種制度在中土得以流傳。

唐五代養子制度何以逐漸盛行而愈演愈烈。

其根本原因是與唐代兵制從義務兵制轉向募兵制到私兵制轉化以及藩鎮割據局面長期延續有直接關係。唐初實行府兵制，是一種義務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被抽調充當府兵的農民自備武器給養，更番宿衛，使將不得專兵。高宗、武后以後，隨著均田制的逐漸破壞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趨於瓦解。於是，在唐初已少量實行的募兵制便逐漸盛行，到了玄宗開元時期，募兵成了定製。募兵制實行後，兵成了一種專門職業，將帥也得以專兵，遂為養子制度的盛行創造了條件。睿宗、玄宗時期，為了處理邊疆地區與少數民族關係日益複雜的形勢，於邊防重鎮設定節度使制度。玄宗天寶年間，那些孤寒無黨的蕃將往往被擢升為節度使職務。胡族軍人在其掌握軍政大權之後，自然極容易影響當地習俗，促使該地區濡染胡風，胡人收養子習風、部落親兵制度便因緣時會，逐漸盛行起來。

安史亂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軍者，皆授節度使之號。安史之亂平息以後，唐中央逐漸喪失了對地方軍隊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鎮割據局面。藩鎮軍閥憑藉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招兵買馬，稱雄一方。藩鎮私兵制度，是養子制度衍習成風的基礎。藩鎮將領為了扶植親信、培養黨羽，便效法河朔軍人收養養子的風氣，在軍隊中大量人工擬製親屬關係，致使唐後期各強藩悍將無不圈養養子。

另一方面，安史亂後河北仍為安史餘孽所盤據，安史部隊多為胡人，河朔地區受胡風濡染有增無減，當時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說。而且，不少安史部將和河北藩鎮軍人進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區一些藩鎮的首領或將領。

北宋王朝建立後，統治者鑑於中唐五代以來藩鎮割據、武人跋扈的局面，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把節度使的兵權、財權和刑權全部收歸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漢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時的假子制度也就喪失了政治、軍事上的作用和社會條件，從而受到極大的限制，大規模的養子制度才逐漸的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說來可笑，安祿山有八千養子，甄乾私底下也有幾百養子，不過這些養子大多是流浪兒，無依無靠無父無母四處流浪被甄乾暗中收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