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吳佩孚率領殘部兩千餘人南下。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吳軍主力基本被殲而告結束。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之初,閻錫山表面上仍取觀望態度,“於紛亂之中,持保境安民,促縮短戰期。不發權利之言,不發誇大之言,不發強硬之言,不發一偏之言。並提倡公平內政,均善外交;改造須本國情,不可偏趨時潮。” 但實際上已經傾向於附段聯孫倒直。據南桂馨回憶:
“在三角聯盟與新直系對峙及佈置之際,孫中山使張繼以私人名義,函達閻錫山、趙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會的舊關係,要求晉方協助,使孫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溫壽泉回晉聯閻倒曹。閻錫山感到京保兩派的驕橫詭譎,自己受到壓迫,實所不甘,已決定附段,於是對張繼所請,樂得順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閻不出名回覆張,而以趙、南兩人名義各復一信。趙函大意:孫先生此次參加北伐,同志無不歡欣,自當盡力相助。南函大意:協助孫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願。山西數年來保境安民,勵精圖治,模範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廣東同志,優容反晉分子,疏遠起義的舊同志,未免使晉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語。兩函均閻親擬,令其秘書繕發,交由張繼來使帶回。”
二、宣稱“保境安民” 聯段、聯馮與出兵石家莊(2)
儘管如此,戰初閻錫山仍不動聲色,以表面文章,對雙方均虛與應付,並不貿然採取反直行動。
9月21日,直系的蘇督齊燮元來電商借子彈百萬粒,被閻錫山託詞婉拒。
直至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反直的北京政變時,因大局尚不明朗,閻仍僅以“禮讓為國”、“化干戈為玉帛”等詞為周旋,不作明確表態。
北京政變後,閻錫山本著“認清對面,才能與對面處,瞭解了周圍,才能在中間站”的一貫行事準則,一面暫取中立的姿態,不得罪任何一方,一面暗派臺壽銘、田應璜、梁航標,分別到皖、奉、直各方探聽情況。臺壽銘到京、津後,利用自己與段祺瑞、馮玉祥均是安徽同鄉的關係,很快與段、馮取得聯絡,並瞭解到段將出山主持國政和馮發動“北京政變”的背景。閻錫山估計到直係軍閥要失敗,又認為段祺瑞出山對自己大為有利,才在10月下旬決計公開聯馮、擁段,出兵石家莊參加倒直軍事。
據南桂馨回憶,關於出兵石家莊,閻錫山與段祺瑞有約在先。南說,溫壽泉受段之託回晉聯絡倒曹時,“段對閻的具體要求是出兵石家莊,截堵吳佩孚所部,不使透過石家莊。閻慮兵力單薄,猶豫未定。迄直奉開戰前夕,吳佩孚在四照堂點兵後,發表各路出兵番號,閻知洛陽留守部隊不多,後繼無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溫壽泉回京復段照辦”。
於是當10月26日馮玉祥電請閻“速派勁旅駐紮石莊,以資堵擊南來之反對軍,則和議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國事攸賴”時,閻便欣然以“敝處軍隊已自有日起陸續開赴石家莊,惜正太路軌窄車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數到達耳”復之。 並於11月1日正式向石家莊出兵(《閻錫山評傳》載出兵時間為10月28日),截斷京漢鐵路交通,阻止直系援軍北上。
出兵石家莊,是晉軍自1917年入湘作戰失利之後,首次出省作戰。它標誌著閻錫山幾年來一直為之標榜的“保境安民”,晉軍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終結。
出兵石家莊,是閻錫山經過反覆權衡才做出的決定,故而尤其予以重視。最先,以第3混成旅旅長孔繁蔚為總指揮,“所率部隊有:第三旅黃金桂部,第四旅謝濂部,第五旅劉樹藩部,第七旅龔鳳山部共六、七千人(為虛聲勢,稱團為旅)。孔繁蔚到石家莊沒有多久,閻錫山怕他威信不足,又改派晉南鎮守使張培梅以山西左翼軍總司令前往指揮。”
關於出兵石家莊的作戰原則,閻錫山在給總指揮張培梅的電文中作了如下規定,“不准我軍先開仗,是此次本軍之宗旨,已與各方宣佈。且本督軍現正與各方周旋和議,我軍若攻入,則我計窮矣。” 以此為宗旨,閻錫山暗示張培梅,“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虛張聲勢使敵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應付段方;損兵折將,雖勝不取。”
晉軍到達石家莊後,分別佈防於定縣以南,京漢路沿線附近地區。首先於10月29日在石家莊以南襲擊了北上增援的湖北直系軍隊,並解除了這部直軍的武裝。緊接著又於11月1日解除了從河南北上增援的一部分直系軍隊的武裝。
開入石家莊前線後,一些部屬對總指揮軍令有所不從,號令難以統一。總指揮張培梅歷來治軍嚴厲,為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