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至太原再為捲土重來之計。不意甫抵省城，而諮議局梁善濟邀集一般私人，準備歡迎新撫。署府局面，全行改換。逼我出城，刻不容緩。其時錫山手無一兵，欲爭不得，又恐清兵逼城，生靈塗炭，乃偕二三同志，狼狽北奔，此又致敗之一因也。山西大局從茲敗壞。推原其咎，何敢怨人，每一念及，痛不欲生，獲罪國民，何顏相對！山川阻深，郵電隔絕，滿腔心血，無可告語。惟以共和未成，徒死無益，乃與副都督分投南北，相約太原以南副都督任之，太原以北錫山任之。由是赴雁門，臨保德，集合朔方各軍共計八千餘人，由府谷渡河，取道歸綏，並約秦蜀兩軍同踐舊約，會師北伐，自為秦晉蜀北伐先鋒隊司令官，期與南方北伐隊互為聲援。幸而大軍齊至，包頭、薩拉齊之清兵，望風自潰。歸綏行將欲下，突有南來偵兵傳到代表伍翁真、蒸兩電，殊屬進退維谷。進則恐違臨時政府之命，退則恐遭太原議和之故轍，加以太原諮議局純系梁善濟之私人，不足為全晉人民之代表，一誤再誤。山西一隅不足惜，其如*之大局何？用特不揣冒昧，遣員赴忻，電懇仍認本軍政府前派到〔之〕劉綿訓、李素、劉懋賞三人為山西國民會議代表。所有太原諮議局及所派代表，全晉人民決不公認。錫山所當遵謹〔謹遵〕電示，不日返旆太原，用待後命。倘蒙不棄，尚祈時賜針砭。晉軍大都督閻錫山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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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還鄉視事　忻州受阻（1）

正當閻錫山率軍北上轉戰綏包之時，革命黨人與清廷的議和也初見端倪。

武昌起義，清政府為反撲，派軍佔領漢口後，帝國主義國家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由英國公使朱爾典出面調停，建議雙方停戰議和。當時，同盟會和革命軍方面低估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和巨大力量，也未看出北洋軍的虛弱本質和受到打擊後已經殘破不全的狀況，誤認為袁世凱擁有優勢兵力，又有帝國主義的支援，勢力非常強大，恐怕打下去會遭到失敗，於是妥協思想佔了上風，錯誤地把袁世凱這個野心家認為是可以爭取的第三種力量，甘願推他為共和國大總統，以換取革命的早日勝利。袁世凱則看準時機，利用議和，以倡言君主立憲向革命黨討價還價，以革命黨要求共和立憲逼清帝退位，從而實現他的個人目的，篡奪*革命的勝利果實。因此，當英國公使出面調停時，雙方都表示願意停戰議和。

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袁即日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9日，11省革命軍政府代表公推伍廷芳為總代表，與唐進行談判。會址定在上海。

在議和會議正式開會之前，雙方同意先行停戰。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深知山西處於京畿的肘腋之間，將來不管是維持清皇室的統治，還是由他執政，讓同盟會員在山西建立革命政權，都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提出民軍不包括秦、晉及北方起義各軍在內，意在借停戰之機滅除心腹之患，特別是山西民軍。革命軍方面因急於停戰，黎元洪於12月9日宣佈的停戰條件第三條便是“因秦、晉、蜀三省電報不通，恐難及時停戰，是以所有以上停戰條件，與該三省無涉，惟停戰期內，兩軍於該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軍火。”　黎元洪的這種妥協給山西人民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極大的不利。袁世凱和曹錕等人利用這一點，立即向山西方面增加兵力和軍火，並於12月12日攻陷娘子關，迫使山西民軍分兵南北，撤出太原。

不僅如此，袁世凱還進而將北方革命軍統稱之為土匪，意在借剿匪之名，消滅山西民軍。1911年12月17日，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覆電袁世凱，嚴正指出：

現時東西南北，皆民軍足跡所至，與土匪決不相混。土匪二字，清廷以誣我民軍久矣。武昌起義，清諭即以土匪相斥。今尊電概稱北方土匪，一如前此清諭指斥武昌起義之詞，此民軍所不肯受者也。即如山西民軍，尊處屢派員調和，此次攻襲娘子關，於停戰期內而不停戰，意若置諸土匪之列。其為誣罔，豈復待言！”

雖然如此，袁、曹之流仍然不顧革命軍代表的嚴正警告，命令第3鎮盧永祥協繼續進攻山西。在陝西，清軍亦向革命軍繼續進攻。

為此，豫晉秦隴四省協會代表會見伍廷芳，請其要求清代表唐紹儀轉達袁世凱，命令秦、晉兩處清軍立即停戰。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凱復電伍廷芳，又謊稱電訊不通，準伍廷芳用袁的名義通知各地清將，在休戰期內不得開仗。當天下午，舉行了南北議和第一次會議（預備會議）。伍廷芳提出，湖北、山西、陝西等地均應一律停戰，清軍不得進攻；必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