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成立了3個警備隊（隊相當於團），後又陸續擴大到11隊，還編練了馬隊4營，建成了一支足以與閻錫山相抗衡的武裝力量。其次，他還不斷派其警備隊向閻錫山的督署挑鬥，使太原城內風聲鶴唳，幾成草木皆兵之勢。另外，金永還不斷試探閻錫山是否忠於袁世凱，特別是在他得知袁世凱有帝制自為之意後，更加強了對閻錫山的戒備和監視。在搜刮民脂民膏方面，金永利用其手下的人，或藉口私藏槍械，或誣為圖謀不軌，任意沒收商戶與富戶的財產，以飽私囊。同時，他以徹底清理全省財政為名，廣設徵收厘稅捐的局卡，巧取豪奪，將盤剝來的大量錢財報效袁世凱北洋軍閥政府。在金永的殘暴橫行之下，當時的山西暗無天日，民不聊生。

金永禍晉期間，閻錫山為了取信於袁，保住自己的權位，對袁世凱派來的打手金永採取了以屈求伸的韜晦策略。　公開場合絲毫不去得罪金永，而且在金永面前，假裝無能，故意顯示自己對權利不感興趣，以使金永把他認作是庸碌無能之輩，容易對付，不足為慮，只是在暗地裡進行了一些鬥爭。如他暗囑平陽鎮守使董崇仁與金永的警備隊統領相對抗。董與金永均與袁世凱有舊，因而互相向袁攻訐對方等。對於金永濫捕濫殺革命黨人，閻錫山表面上也不敢稍予反對，僅施暗裡保護。據南桂馨回憶：“此時，正在賦閒的原督署軍馬處長楊彭齡，甚為金永所注意，岌岌可危。閻令我轉楊，請他離省回魯，並由閻助資五千兩遣行，始免於難。”　又有一次，金永開了一個過去曾參加革命的名單，內有谷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30餘人，讓閻扣捕，交他審訊，閻於扣捕之前，密告了這些人，讓他們先行逃走。閻錫山對於金永的威懾和監視，則採取忍讓的態度。他對金永編練擴充警備隊，明知是分他的軍權，不僅取放任的態度，而且還對軍事故作漠不關心之狀，一切委託軍政司司長黃國樑處理。閻錫山在部屬向他請示軍事問題時，照例的回答是“找紹齋（黃國樑的字）去”。　這樣，久而久之在太原出現了只知有黃國樑，不知有閻錫山的怪現象。這就使金永認為閻錫山不過是無能之人。同時，閻錫山每談到袁世凱時，總是恭順備至，更使金永認為他是忠於袁世凱的，沒有什麼異心。閻錫山這種工於心計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瞞哄了金永。閻錫山對於金永的橫徵暴斂，更是聽之任之。因為金永這麼做的後果，只能激起人民對他的不滿和反抗，而這正中閻錫山的下懷。

閻錫山對金永採取的這種以屈求伸的策略，既得袁世凱的部分信任，牢牢掌握住了山西的軍事大權；又使金永認為他平庸無奇，因而更為放肆妄為，使人們將所有怨恨均集中到金永的頭上，以致在袁世凱一死，金永不得不馬上逃離山西，從而為自己兼攝民政大權創造了“伸展”的條件。

二、媚袁固位　佯裁晉軍

太原辛亥起義後，山西雖將原新軍兩標擴充為四標，但因抗擊清軍損失了大半。閻錫山北逃時，隨他到綏遠、包頭的軍隊僅1000餘人及吳祿貞餘部數百人。他在組建起都督府後，即著手整編軍隊。他仿效日本的陸軍建制，將這些七零八落的軍隊暫編為1個師，以孔庚任師長。這一個師的軍隊，大部駐省城太原，部分衛戍汾陽、平定及黃河沿岸。另在山西南部重鎮臨汾設晉南鎮守使，轄步兵一個團；在北方重鎮大同設晉北鎮守使，轄步兵1個團；在潞澤遼沁上黨地區也設鎮守使，駐長治，轄步兵1個營。閻錫山透過這次整編軍隊，使山西軍隊趨於正規，既增強了戰鬥力，又便於掌握指揮。

在整編軍隊的同時，閻錫山為了讓軍事幹部平時多從事軍事理論研究，並儲備軍隊幹部，於1912年底成立了將校研究所，以閻錫山的老友趙戴文任所長。所內集中了整編軍隊剩餘的軍官100多人，分編成4個隊。

另外，為防止下屬軍官尾大不掉，閻力主縮小他們的軍權。師長孔庚在1913年率軍徵蒙後留駐包頭。他與副總統黎元洪是同鄉，為了造成私人勢力，曾到北京多方活動，欲取得黎的支援，期安插自己的舊同事和同鄉當軍官。閻錫山認為孔庚有他意，開始逐步壓縮孔的兵權。

透過上述活動，閻錫山在晉軍中的地位逐漸鞏固，按常理，晉軍應呈發展趨向。但閻錫山為迎合袁世凱削除異己的心理，卻在1914年開始主動要求裁減晉軍。這實際上是把裁減軍隊作為保位的手段。

因為二次革命期間，閻錫山以“衛境防蒙”為名，增添的第12混成旅，立即引起了袁世凱的注意。多種跡象表明，袁已多方提防晉省擴軍。二次革命的失敗，造成了袁世凱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極為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