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五十七章象棋文明

人類任何一樣東西的發明、創造、完善，不但與其發明地的政治、科學、文化、哲學、習俗和思維方式等有密切關係，而且會自然而然地將這些特性呈現出來。象棋作為中華民族一項特有產物，它勢必一方面是中國文化智慧的結晶，一方面又能充分地發揮自身的優勢，形成自己的特點，而獨具一格。象棋之所以數千年至今不衰，就是由於它既有一個無限的創造空間，又有著獨特的、廣博而奧妙無窮的文化內涵。大體說來，象棋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個方面進行的，即象棋的知識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知識化:象棋從原始棋脫化出來時，正面臨著一個民族文化發展、形成的社會。就目前的資料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雛形可從《易》中體現出來。《易》學在中國，可謂源流淵遠，若從傳說中的伏羲畫八卦算起，至今有五千多年之久，幾乎同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同時起步。古有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今只存《周易》。《易》學是春秋以前中國文化的最高表現形態，它的發展，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的進展過程。象棋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發展，充滿《易》理是再自然不過了。當時的“六博”，棋法單一，但它的投箸行棋與《易》的揲蓍——“掛一以象三”是一致的，即誰投箸贏，誰就獲得“天地人”三才，行棋必然“光明正大”，為“正義之師”。所以六博的棋法，誰投箸贏得多，誰就易取勝，還保留著《易》的“唯心”原理。由於象棋的象徵特性，它極易吸納所處時代的知識精華。但它又非死搬照套。曾有一種“靈棋”，置棋十二枚，幾乎照搬《易》的方法，每四枚為一組，分刻上、中、下三字，占卜的時候分四次投擲，每次都得到上、中、下的一種組合，最後將四次得到的結果放在一起，來預卜吉凶。切合是切合《易》了，卻遠離了棋的靈性，而流於刻板。最終是沒被大眾接受，只成為占卜的工具，隨著孔子著《易經》，灌之予較為豐富的哲學內容之後，人們對《易》有了全新的認識。因此，人們就從博棋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塞戲”。首先，塞戲以尊重客觀規律出發，摒棄了博棋投箸行棋的“僥倖取勝”作法;其次是溶進更為豐富的《易》學原理和儒家的哲學思想。正如漢邊韶的《塞賦》敘道:“始作塞者……製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棋有十二，呂律極也;操厥半，交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止乍存，象日月也；行必正直，閤中道也;趨偶方析，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週而復始，乾行健也;局平方正，坤德順也……”說明塞戲不但把《易》的四象、六爻、陰陽、乾坤、剛柔等內容揉了進去，還把儒家的仁義、德、禮、中庸等哲學精華吸收了。

而諸子百家中，較有代表性的道家、兵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內容，都不同程度地充實了象棋。如道家的“無為無不為”，使棋子變得更為微妙、含蓄;兵家的軍事謀略，使象棋富於奇詭、變化難測;名家形而上學的邏輯體系，其“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說明“指”不僅是獨立自存的，而且不依靠物，可以轉化為物，從理論上進一步印證並深化了象棋的內含:即同是一付象棋，卻可以同時象徵許多事物。像車，你可以把它當作戰車，又可以當成瀟灑的人物。

從堯舜制棋，孔子倡棋，屈原在《招魂》篇中把象棋當“國寶”來讚譽，到後來班固、邊韶、漢成帝、魏文帝、周武帝、宋太祖等物件棋的積極參與及高度評介，我們可以看到，象棋不僅被當時的最高知識階層認可、介入、鑽研，而且最高統治者也把當作寵物，不敢小覷。明太祖朱元璋是象棋一流高手，也因此深知象棋具有“經國用兵”的豐富內容，害怕朱家的江山不穩，便嚴禁國人下棋，將下棋列為“殺頭之罪”。由此可見，象棋被知識化之後，本身就像一片知識的海洋。

二）藝術化:象棋寥寥三十二隻子，便深藏著中國文化豐富的意蘊，無疑是體現了傳統文化、語言的藝術精華。《易》辭的簡約、精緻;先秦文學語言的精煉、深刻；諸子百家學說的以一當十、字簡意深的藝術手法，物件棋棋子多少的設定，當是極有啟發，並被吸收了的。秦漢前後的書法、繪畫、建築的精美，則促使象棋去尋求、完善自身的形體美。如棋枰的對稱美，棋子擺佈的建築美，行棋運子形成的書法的空靈美，無不體現著藝術的韻味。至唐宋詩詞、元曲雜劇、明清小說的興盛，使象棋的陰陽、剛柔、對立的矛盾衝突哲思增添了新的內容。它的開、中、殘局，猶若詩詞的起、承、轉、合，戲劇的呈現、發展、高潮、結局;對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