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口號，群情沸騰，勸募捐款的效果更佳。他回憶說散場時，愛國僑胞紛紛解囊捐獻，許多女僑胞爭先恐後地向捐款箱投入自己身上佩戴的金銀珠寶首飾，僑胞們那種“抗日救國，匹夫有責”的熱烈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在五位巡迴大使中，爺爺的巡迴地域最廣(七國)，工作條件最艱苦，華僑中的窮人最多(多為華工)，汪偽特務的活動最猖狂(有一次汪偽特務竟用手槍威逼他停止抗日宣傳，不准他在檳城停留)，留駐的時間最長(一年多)，可是成績最卓著(共募得捐款五千餘萬元，金銀珠寶首飾無數，並動員華僑技工、技師三千三百餘人回國服務)。他嚴於律己，公而忘私，與其他巡迴大使不同，不攜帶大批隨員、秘書和翻譯，除領取安家費三千元外，不支國庫分文，還把自己的獎金捐給國庫。拳拳丹心，日月同昭，充分顯示出一個愛國象棋家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把自己奉獻給抗日救亡大業的赤子之情和赴湯蹈火，堅貞不屈的高風亮節。

1939年春，他回到陪都重慶，不顧長期勞累導致的體虛乏力，繼續在大後方許多城市輾轉奔波，多次舉行象棋大會，致力於抗日募捐工作，慰勞傷兵，並在《大公報》開闢專欄，宣傳團結抗日，刊登“興中掃日”“掃除醜虜”“抗戰到底”“最後勝利”“鋤奸誅偽”“焦土抗戰”“嚴懲禍首”等殘局，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反共投降，切中時弊，策勵國人。

抗戰勝利後爺爺又為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內戰獨裁而呼籲，這時體現在棋中的愛國情感，已由憂憤國事的感慨上升到反對當局腐敗和建立新中國的憧憬上，湧動著再次為國家民族奉獻的赤誠。他繼續用象棋殘局明志，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止戈為武”“救民水火”“制止內戰”“暴政必敗”等殘局，強烈反對內戰與獨裁。為此曾慘遭國民黨特務毆打致重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爺爺終於迎來了中國象棋的春天，他積極投身到建國後的各項工作中去。他歷任平陽縣勸募公債委員會主任，全國象棋協會副主席，第一、二屆全運會棋類競賽委員會副主任，全國象棋錦標賽總裁判長，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員等職。耄耋之年任然積極投身於群眾性象棋活動，培養新手，潛心研究祖國象棋藝術，伏案著述，筆耕不輟。1981年9月以90歲高齡參加溫州市舉行的全國象棋賽，並擔任顧問。1985年以96歲高齡著述出版《象棋指要》一書，把自己90年中積累起來的經驗成果留給後代，繼續為弘揚象棋文化而不懈努力。

爺爺酷愛象棋，為傳承和發展象棋文化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開創了中國象棋的新時代。他物件棋文化事業的貢獻甚多，概括起來就是傳承與創新，將古老的中國象棋文化引向現代化。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他是我國現代象棋運動的開拓者。

中國象棋歷史悠久，名家輩出，幾千年來為我國廣大勞動人民所喜愛，社會基礎深厚。但長期以來，在封建統治者的心目中卻被視為“販夫走卒下品，不入大雅之堂”。從前“公卿士大夫”和“騷人墨客”愛好的所謂琴棋書畫中的“棋”並不是象棋，而是圍棋。封建帝王甚至特別為圍棋設定了一種專門的官職，叫作“棋侍詔”，而象棋是沒有地位的。愛國棋王的貢獻在於：把“販夫走卒下品”的象棋從庭院、案几、田頭，推向社會，走向世界，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益智健體活動。他不但以優柔縝密的棋藝風格樹幟棋壇，蜚聲中外，而且窮畢生之力，精研棋藝，宣傳推廣，使象棋成為全國性的運動。由於他在上海市首屆象棋賽中力克群勇，奪得桂冠，一時揚名全國棋壇，慕名學習者紛至沓來。他因勢利導，促進上海(當時全國象棋活動的中心)許多機關工廠企事業單位職工中的象棋愛好者，組織起來成立棋會和棋隊。自己義務擔任指導，使各界人士參與象棋活動的熱情高漲，並不斷組織各種型別的象棋賽，從個人賽發展到隊與隊之間的團體賽。隨後發展到縣與縣，省與省以及大區與大區，如華東對華北，或華南之間的比賽，由此及彼相互影響，進一步推動了全國象棋運動的蓬勃發展，1925—1926年間他與馬海洲等人發起籌備全國象棋賽，制定章程商議辦法，歷時二載，於1928年3月在上海四川北路青年會舉行了首次全國象棋大賽。1928年他因棋藝高超，提倡和推廣象棋運動成績卓著，被全國象棋界推舉為“棋壇總司令”，譽為“中國棋王”。

第二，著書立說，傳承和弘揚中國象棋文化。

書本知識是人類文化成果的結晶，是文明傳承和發揚的最重要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