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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講了四個方面的要求。其實這些話都屬於老生常談，都平淡無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於平淡無奇之中嗎？這同我在上面引魯迅先生講的笑話中的“勤捉”一樣，看似平淡，實則最切實可行，而且立竿見影。我想到這樣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寫了出來，其意不過如野叟獻曝而已。

我現在想談一點關於進行科學研究指導方針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適先生提出來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認為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針。古今中外，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條主義猖獗、形而上學飛揚跋扈的時期內，這個方針曾受到多年連續不斷的批判。我當時就百思不得其解。試問哪一個學者能離開假設與求證呢？所謂大膽，就是不為過去的先人之見所限，不為權威所囿，能夠放開眼光，敞開胸懷，獨具隻眼，另闢蹊徑，提出自己的假設，甚至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亦無不可。如果連這一點膽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規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個人決不會有創造，學術決不會進步。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還要進行煩瑣的論證嗎？

總之，我要說，一要假設，二要大膽，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膽的假設的同時，必須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證。一個人的假設，決不會一提出來就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有一個隨時修改的過程。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想到一個假設時，自己往往詫為“神來之筆”，是“天才火花”的閃爍，而狂歡不已。可是這一切都並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設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證。求證要小心，要客觀，決不允許厭煩，更不允許馬虎。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上來求證，從而考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麼程度，哪一部分正確，哪一部分又不正確。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實事求是，容不得絲毫私心雜念，一以證據為準。證據否定掉的，不管當時顯得多麼神奇，多麼動人，都必須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揚棄。部分不正確的，揚棄部分。全部不正確的，揚棄全部。事關學術良心，決不能含糊。可惜到現在還有某一些人，為了維護自己“奇妙”的假設，不惜歪曲證據，剪裁證據。對自己的假設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沒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視而不見，或者見而掩蓋。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為，我期期以為不可。至於剽竊別人的看法或者資料，而不加以說明，那是小偷行為，斯下矣。

總之，我要說，一要求證，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剛才講的“史德”，是借用章學誠的說法。他把“史德”解釋成“心術”。我在這裡講的也與“心術”有關，但與章學誠的“心術”又略有所不同。有點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寫什麼東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寫出來要讀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自己不懂而寫出來要讀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我這些話決非無中生有，無的放矢。我都有事實根據。我以垂暮之年，寫了出來，願與青年學者們共勉之。

現在再談一談關於蒐集資料的問題。進行科學研究，必須蒐集資料，這是不易之理。但是，蒐集資料並沒有什麼一定之規。最常見的辦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認為有用的資料抄在上面，然後分門別類，加以排比。可這也不是惟一的辦法。陳寅恪先生把有關資料用眉批的辦法，今天寫上一點，明天寫上一點，積之既久，資料多到能夠寫成一篇了，就從眉批移到紙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對《高僧傳·鳩摩羅什傳》的眉批，竟比原文還要多幾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寫卡片，也從來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較大張的紙，把材料寫上。有時候隨便看書，忽然發現有用的材料，往往順手拿一些手邊能拿到的東西，比如通知、請柬、信封、小紙片之類，把材料寫上，再分類儲存。我看到別人也有這個情況，向達先生有時就把材料寫在香菸盒上。用比較大張的紙有一個好處，能把有關的材料都寫在上面，約略等於陳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積太小，這樣做是辦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後，要十分認真細心地加以儲存，最好分門別類裝入紙夾或紙袋。否則，如果一時粗心大意丟上張把小紙片，上面記的可能是最關重要的材料，這樣會影響你整篇文章的質量，不得不黽勉從事。至於蒐集資料要鉅細無遺，要有竭澤而漁的精神，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過我們千萬要警惕，不能隨便蒐集到一點資料，就動手寫長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