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這種歷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禪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絡。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麼小丑，真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徵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這種駁雜斑斕的色調，有助於我們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禪真逸史》也充塞著不少思想糟粕。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等教義，和發源於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入，使小說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慾、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昇霞舉的歸宿。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被弓；上一條投降的道路，並以失敗而告終。作者對投降主義的漚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總之，由於《禪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主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禪真逸史》出現於明代末期，這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都已相繼問世，傳統的歷史小說、英雄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的藝術成就，都得到高度的發展。在一個個藝術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膽識，不能另闢蹊徑，而是力圖把傳統小說的不同內容和藝術手法融合在一起，兼收並取，滲透綜合。所以，從作品反映的南北朝歷史背景，從這一百餘年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和一系列真實的歷史人物來看，自始至終都有濃厚的歷史氣氛，敘事方式也接近於講史。它對《三國演義》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歷史小說的印記。與此同時，它又受到《水滸傳》的強烈影響，不僅書中那些鋤奸去惡、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漢；就是其中的情節語言，也經常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表現出著意師承《水滸》的痕跡。此外，它還注目於市井小民，幫閒蔑片，加強社會風俗畫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筆法；旁門左道、神仙幻術的穿插，又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一類神魔小說的手段。可見作者雖有博採眾長之功，卻無藝術獨創之力。這樣一部綜合體的小說，就成為我國話本小說不同源流彙集後的產物。雖然如此，這部小說仍有不可抹煞的優點，如氣格宏大，情節動人，針線密縫，血脈流貫，人物性格鮮明，語言暢達傳神，這些都非三流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作品中所寫的人物，如東魏的高歡、高澄、侯景、丁和，梁的蕭正德、謝舉、傅岐、朱異、張綰，齊的和士開、穆提婆、段韶、韓長鸞、張雕，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的行事與性格也大致有憑有據，不曾隨意杜撰。這有利於創作一個歷史感的氛圍，表現出歷史小說的特質。但作者一進入主要人物的創作，便換了一副筆墨。書中前半部所著力刻畫的林澹然、鍾守淨，便是虛構的角色。六朝僧傳中既沒有澹然這樣的高僧，史中也無武帝臨幸的妙相寶寺。作者以靈動的文字，描摹結撰，而神態畢肖，頗見工力。後半部寫的杜、薛、張三人，則在半虛半實之間。說它實，是因為他們確實起過兵，打過仗，擁兵稱王，威震一時，曾使朝廷大傷腦筋。但是，他們是隋末分別在江淮、隴右、許州興起的幾支武裝力量，彼此從未聯合，根本不是“三結義”式大聚義。他們的身分相距很遠，杜伏威貧困出身，張善相做過下層小吏，薛舉一開始就是地方豪右，缺乏結義合作的基礎。他們起事的時候，北齊早已滅亡，段韶已經去世，對他們進行軍事鎮壓的主要是隋煬帝和李世民，小說寫他們同受齊主、段韶招撫完全不實。況且，北齊時代，疆域窄小，西部邊界不過山西、河南，西秦、巴蜀屬北周地盤，齊主何能封西川的楚州、滬州、信州作三大王的封地？他們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