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關心地詢問父親的身體，父親就講了他的面板病。毛澤東說：“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幹什麼。”

於是，父親便結束了“疏散”——其實是“流放”的生活。

在這之前，母親也結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幹校的勞動生活，坐火車回北京。周均倫聞訊去火車站接她。她是坐慢車來的，周均倫按時趕到永定門火車站，旅客們亂哄哄下車，他卻怎麼也看不到我的母親。他踮起腳尖打量，終於看到一個面熟的老年婦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頂解放帽，把頭髮塞到了帽子裡面；穿了一件老棉襖，腰上緊緊地束著一根草繩子。周均倫後來說：“看來看去，喲，那真是張處長。”

當時他對母親說：“你怎麼這麼個打扮呀。”

母親說：“我去勞動，就得像一個戰士的樣子，我在那裡就是這個樣子。”

她曬黑了，變瘦了，但也結實了。

母親回到家裡，人們看到她的這副樣子，也是一臉的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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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之際情更濃（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許久的我家的門前，突然駛來了一輛車牌號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車。汽車停在我家的門前，司機下來敲門，值勤的警衛戰士警惕地問：“你找誰？”

司機回答說：“請報告一下，鄧……小平來看聶帥。”

警衛戰士驚奇地問道：“哪個鄧小平？”

司機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就說：“就是……那個鄧小平啊。”

警衛戰士道：“噢，是不是那個打倒的鄧小平？”

司機為難地說：“就是。”

“請等一下。”警衛戰士往裡面打過電話，隨即熱情地開啟大鐵門，放汽車進來。小汽車剛駛進來停穩，我的父親母親就迎過來了。由於走得急，也許是太激動，他們步履有些踉蹌，表情興奮而急切。

車門開啟了，從裡面下來滿面風霜的鄧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們剛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回來沒幾天，未及通報，就坐車來看望我的父母。自從1966年下半年鄧叔叔遭到批判和軟禁後，他們已經有5年沒見面了。

父親聲音顫抖地說：“小平……”

鄧叔叔也聲音顫顫地說：“老兄……”

兩雙手猛地握到了一塊。而此時，母親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輕輕啜泣起來。父親和鄧叔叔久久地對望著，胸中有千言萬語，卻不知如何說起，他們只是長久地打量著對方，眼裡都含著淚光……

家中的工作人員都目睹了這令人難忘的一幕，以至於30多年後，當時在我家當警衛員，後來給父親當警衛參謀的楊何的仍然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細節。

父親和鄧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儉學那時候，他倆差不多同時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觀的改變，在周恩來伯伯領導下，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他們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他們相繼回國，父親繼續在周伯伯領導下工作，鄧叔叔雖然年紀輕些，卻能夠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遙遠的廣西，發動武裝起義。1929年夏天，鄧叔叔去廣西之前，路過香港，父親曾經請他吃飯，向他介紹廣西的情況。不久，百色起義的槍聲，讓他的名字傳遍黨內。

鄧叔叔私下裡叫我的父親“老兄”，父親叫他“小平”，這個稱呼他們一輩子都沒變。

1992年，父親去世後，鄧小平叔叔的女兒毛毛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紀念文章，名為《聶榮臻伯伯永遠活在我們心間》，這篇文章感情真摯，我至今難以忘懷，故在此摘錄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寫道——

在經歷了風風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歷程後，1935年6、7月間，他們又走到一起了。

在長征過草地前，在毛兒蓋，父親從中央秘書長任上調到紅一軍團任宣傳部長，而紅一軍團的政治委員就是聶榮臻。

從這時開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父親調到總政治部任副主任的兩年間，父親和聶伯伯一直戰鬥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父親在甘肅慶陽得了非常嚴重的傷寒，昏迷不醒，什麼東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險。正好此時張學良將軍和共產黨搞統戰，派人送來兩車慰問品，其中有一些罐裝牛奶。

聶伯伯當即決定：所有的牛奶全給小平。

正是靠了這些牛奶，才救了父親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