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康，建康的司馬睿家比較熟悉罷了。司馬睿家想做大，對於荊州江陵派始終是拉攏為主流打擊是下策。

王敦這鼎立大臣心裡七上八下，對於江陵派和江西派難以取捨，一夥兒偏向這邊一夥兒偏向那邊，司馬睿也是這樣，所以一時間誰都不知道最後結果。王敦先是打聽到已經稱帝的朝廷裡給了應思遠升職任命，要他多管理五個郡的軍事，做個名義上的益州刺史。這是朝廷裡的決定，王敦覺得還可以接受便不反對。可是江陵派自己不同意，堅決反對陶侃來做荊州刺史，於是應思遠就不是上任。

因為這官職畢竟是離開南平郡的，是巴東五郡的軍事，這時候成都姓李的已經稱王，就是成都王了，李家眼看就要稱帝，這不等於把江陵派推向和李家的開戰的境地了，益州刺史的任命不能接受，更加不可能到益州去，江陵派不願意去和李家的打仗，就是隻想保住荊州就可以了，於是就有了假裝兵變的事情。

王敦想從中調和，然後就可以拉攏江陵派，因為他始終認為陶侃已經是他的心腹，王敦暗地和甘卓還有我曾爺爺周訪搭成承若，就是給了甘家和周家許諾的，所以他覺得可以調和。可是朝廷裡不願意了出來發話，說要調動應思遠到朝廷來做京官，這可出乎王敦的意料之中，而且致命的是他沒有想到應思遠答應了立即便走馬上京，王敦阻止不及，只要順水推舟了。應思遠做了一個吳國內史，看起來是文官，而且派頭聽起來好像不太大一樣的。王敦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沒有想到的是，應思遠這一上京，經常和皇帝見面，等於把江陵派交給了皇帝親自指揮了，皇帝和朝廷裡的分歧，以皇帝家族的勝利告終，因為這個應思遠，最後非常堅決對付王敦，王敦的手下坐不住了這才從江州陳兵姑孰，一場兵變下來，王敦一夥倒臺。

王敦倒臺，也來自於他太過自信，他過於信任陶侃等人，而忽略了，陶侃根本就是個應思遠一樣的人物，因為他們兩既然在政治上是競爭對手，那麼他們之間必然是有很多相似性的。兩人對王敦都不冷不熱的，都是有政治韜略的人士，王敦沒有駕馭這兩個人的能力。

應思遠有當代老子的稱號，而陶侃為人清明精幹、廉潔奉公，陶侃做荊州刺史，王敦一夥其實已經失敗，是乎也預示著王家在東晉政治舞臺上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皇家自己，要麼就是皇家皇族執政，要麼就是皇族的外親執政。王敦等王家的下臺，接著還發生了蘇俊兵變，這一場兵變也是異常嚴重，外親也要開始輪換成為別家，所以就到了後來桓溫這個皇帝女婿來上臺。

王敦下臺，一個是因為陶侃已經在外和江陵派搭成協議不支援王敦，一個是因為應思遠這樣的江陵派做了京官的直接干預朝政。王敦計程車兵抵達姑孰，當時的皇帝害怕得不得了，朝廷裡的大臣也是紛紛揚揚，有的背後私通王家。而應思遠很不客氣，他又是將軍一個，不是文官那樣的軟蛋，所以他指揮排程，內外應和，就這樣把王敦一夥給去掉，等於是朝政裡來了一次洗牌。

甘卓在王敦兵變中是個犧牲品，誰叫他性子遲疑，遇事猶豫不決，沒有我曾爺爺周訪的果斷與明智。我曾爺爺已經病重，管不了事情了，可是我大爺爺周撫可不一樣，他繼承了我曾爺爺的優點雖然投靠王敦，可是最後卻得以保全。而甘卓，手握大權，他當時在襄陽，在那裡面對一股股強大的中原勢力。

那時候八王之亂以後，姓劉的殺進東晉都城洛陽，然後到經營的老巢定居去了。洛陽一帶仍然有很多勢力左右，不到幾年中，趙國這姓石的就和這些勢力再次殺戮，加上姓劉的繼續參合，互相都是殺紅眼睛，姓石的被稱為殺人魔王。也是早有訊息報道，應思遠之所以願意到建康朝廷裡去，是覺得洛陽眼看再次大難，荊州他也沒法呆了，朝廷是解職最好，調到朝廷裡來是作為文官的信任，他也不是不想繼續在隊伍裡，可是他也想到，在朝廷裡才更加有發展。而甘卓對於應思遠是討厭的，與陶侃不同，陶侃比甘卓更加懂得和江陵派相處。而甘卓開始並不是在襄陽。他按照王敦給他的湘州刺史的承諾上任，算是比較滿意，但是上任以後他經不住王敦的誘惑，後悔這湘州不如荊州富裕，陶侃憑什麼做荊州刺史而不讓他做，所以他一再排擠陶侃，以吳國名將之後自居，而且手下的一幫子人也是亡命之徒，要是鬧事，哪裡有不能鬧的，他一鬧，就給自己鬧了一個祖上地方梁州刺史的官職。

甘卓過去是依靠殺掉自己的女兒婆家而壯大自己的，自己有這樁醜事，他面臨王敦兵變的事情，就方方面面都得罪人了。王敦兵變，要求他派兵參加，可是他一見到各方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