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幹坐在一旁，看著丹爾漸漸遠去。

我極其痛苦地撥通了母親的電話。她和父親一起過來看我們，向我保證她會找到辦法，會盡一切努力用任何方式支援我。如果沒有我父母，我絕對熬不過這一關，也不可能撐下去。

苦戰（一）（1）

這個漫長的暑假終於接近尾聲了。8月20日，三歲又兩個月大的丹爾回到了高地小學的學前語言機構（PSLU）。評估階段長達6星期，學校把格諾克區的課程安排在上午，這樣，丹爾一週有四天早上要去上課。

每天早晨幫他打點好，送到學前語言機構的專車上。這種過程像噩夢一般。不管他睡得多晚（常常是在午夜以後），也不管醒來多少次，在早上7點半的時候他都會睡得很香。而我要在這時叫他起床。顯然，我必須拉他起來，在他哭鬧的時候給他換尿布、洗漱、穿衣服、喂他吃早飯。很多個清晨，我都會在8點45分把衣冠不整、依然大哭大鬧的他遞給車上的好心人。

有幾天，好心的麗茲和伊斯貝爾會來我們家，幫我打點丹爾送去專車。她們是那麼的冷靜，耐心十足。在丹爾稍微安靜些的時候，你就會看出他很喜歡這兩位阿姨。我對她們的幫助感激不盡，她們表示出極大的理解，知道要照顧丹爾不容易。僅是這一點就讓我很感動。

中午，丹爾回來後，我就得想方設法給他找樂子，哄他開心，直到傑米六點鐘下班回來。每次到家後，傑米都會馬上接我的班，他也向我坦白說進門前他常會在車裡養精蓄銳，深吸幾口氣，為即將來臨的挑戰做好準備。

幸好在學校，丹爾的狀況有所改觀。他很快適應了新語言班，在與人交流方面有了實質性的進步，開始跟周圍的孩子進行交流了。一天兩個小時、一週4次，一星期加起來的時間8個鐘頭。我以前常常惱怒那裡的員工從來不肯定我所做的努力，把我當成一個一無所知的家長來教育我。一星期有160小時，我、傑米和我們的父母用一貫以來的方式教丹爾，但學校的教員並沒有認同這一點，他們把我們的家庭###分輕描淡寫地記錄為“配合”和“努力”。我常常會想，如果要他們跟丹爾待上兩個小時以上，他們會如何處理那些令人頭疼的事情。

在家跟丹爾一起，我如同囚犯，沒有任何自由。所以在8月底，我向學前語言機構的語言治療師提出了想找個託兒所，讓丹爾下午待在那裡，跟他們訴說了這個暑期來的可怕與不堪回首的事情。她的回答卻給了我當頭一棒：“我覺得我們曾對他有可能患有自閉症的擔心是多餘的。”

“為什麼這麼說？”我儘量剋制住自己，詢問道。

“丹爾在培訓班很有進步。”她簡潔地回答。

“對於這點，我也很開心，”我試圖反駁，“可是他的進步不足以大到可以排除自閉症的可能性吧？”

儘管表示丹爾的整體能力確實“低”，她仍是認為丹爾沒有自閉症。

不久後，我和傑米又有了一次跟語言治療師交流的機會。這次加入我們討論的還有一個教育心理專家。我們竭力告訴他們對丹爾自閉症確診的重要性以及其對他今後教育治療的影響，但那位教育心理學家的回答卻讓我們刻骨銘心：“加德納太太，我覺得您希望您的兒子得的是自閉症。”在很多情況下，對方諸如“我們知道您想讓您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顧”的評論會讓人心存釋然。但時間卻讓我清楚瞭解丹爾的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您錯了。我只是希望我的兒子能像其他孩子那樣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和機會。”

讓丹爾得到確診顯然是不可能了。我和傑米的憤怒和沮喪的情緒也在升級。他們對丹爾的教育和治療方法完全屬於自閉症的治療範疇，卻一再否認丹爾得了自閉症。1991年11月學前語言機構員工對丹爾治療狀態的討論會上，他們告訴我和傑米今後對他的治療目標是，儘可能增加眼神交流，提高他的指示能力以及擴大詞彙量。附加目標包括提高他與大人和小孩的溝通能力，以及他進行創新想象的能力。這些教育方法無疑從側面反映了丹爾這些能力的缺乏。

也是在這次討論會上，其中的一個員工指出傑米的雙頰上有很多刮痕，好像被一個兇猛的野獸襲擊了一般。當傑米解釋說這是丹爾在發脾氣時抓的時，所有員工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很慶幸自己在剪指甲方面有強迫症，我指甲的長度顯然不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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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一）（2）

當前的情況讓我和傑米，以及專家間有很多的爭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