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一點一滴。我取出一個行李箱，仔細地想了想丹爾需要的東西。我站著把他的兩條睡褲，還有帶著米奇圖案的兩條褲子熨平。眼淚仍然無法控制地在臉上流淌。一般情況下我都不會熨這些的。在給丹爾帶玩具時，我做了很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決定帶上快樂泰迪，因為丹爾很喜歡抱它。一切收拾完畢後，我們便帶著丹爾和他的朋友米奇出發了。

我很排斥帶丹爾去醫院，因為知道這肯定會嚇到他，可是現在我也得替自己的健康著想了。我得讓自己恢復健康，才能繼續幫他。我還自以為然地想，這次醫生們看到丹爾的糟糕情況，一定會確診他得了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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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二）（1）

在這樣的狀況下去醫院，讓我和母親都很吃驚。但由於有母親在，丹爾一路上倒是不吵。到了醫院的病房後，他完全沉默了，異常地順從。兒科醫師和一個年輕的護士把我帶到了旁邊的小屋，讓母親在門口等著。我記得自己當時覺得很奇怪，但也沒有精力和心思去細想這事，更不用說向醫生提出質疑了。

我試著向他解釋跟丹爾相處的困難以及需要一個正確的診斷對我和傑米的重要性。但在看到他示意給護士把丹爾的外衣脫了，以便用探傷器進行檢查時，我整個人都凝固住了，感到反胃和不適。我清楚地知道現在沒有必要聽丹爾的胸腔，護士臉上的表情也告訴我，他們這是在檢查丹爾身上是否有打傷的痕跡。而我站在旁邊，就如同一個罪犯。

最後，那個諮詢師說聽見了我的請求，稍後會跟我和傑米聊一聊。我設法讓他知道我不想讓丹爾住進病房，因為那會讓他感到抑鬱和不安的。於是，他通知配藥師給丹爾開點鎮靜劑，這樣我們可以稍作休息。我不希望給丹爾服鎮靜劑，可目前看起來這是最好的選擇了。而且，我們可以藉此讓醫生對他進行診斷，得到一個合適的看護場所。這比起讓他一個人孤單地呆在醫院要好一些。我不希望他離開，只是急切需要別人的幫助。

在媽媽看著丹爾的時候，我去取丹爾的藥。諮詢師開的是一種藥性很強的安眠糖漿，要求我先喂他5毫升（約有30毫克的藥劑），如果沒有作用，再喂5毫升。丹爾通常需要10毫升的量。我後來發現醫生給配藥師的建議是如果這種藥不行，就換藥性更強的，每天睡覺前給他服10到30毫克。這在某個側面承認了我們在家所遇到的困難，可是我依然很震驚於醫師會考慮在丹爾這麼小的孩子上用成人的安眠藥。

另外，我還被醫師告知希望去看一下精神病醫生。就我當前脆弱的精神狀態而言，這也是可行的。但我仍然感到後怕，這些所謂的醫生竟然寧可透過化學手段來約束我兒子，也不願意如我所希望的那樣給他找個下午的託兒所。後來我還發現教育心理醫生在筆記中記錄：孩子在高地小學狀況很好，接受結構性教育。事後想想，他們當時完全忽視了我對看護場所的請求，只是單純地認為丹爾在高地小學已經接受了足夠的教育和治療。這一點在衛生視察員的筆錄中陳述得更為直白。她在幾天後去那個語言班觀察丹爾作了如下記錄，“（我要）和看護人員保持密切聯絡，一起籌備為孩子們建立希爾蘭德託兒所。”

為什麼他們還需要籌備呢？為什麼當時就不能直接設立一個呢？　直至現在，我仍然對這些充滿了困惑和費解。就好像所有人都把我的求助總結為我會傷害丹爾，諮詢師的筆記中就提到：“衛生視察員打電話告訴我，如果不把孩子送進看護病房，加德納太太就會對其施暴。”與之呼應，衛生視察員的記錄是：“去班上看了孩子的情況，沒發現如母親所說的怪異行為，雖然孩子確實有些溝通困難的問題。”

就在我試圖自殺的當天晚上，傑米和我都震驚地呆坐在屋裡，痛苦地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白天我沒有跟他打電話，因為我知道這樣只會讓他感受到身處城市另一方的無助，會影響他的工作，繼而影響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因此，在他晚上回家以前，他對那天發生的一切可怕事情都一無所知。當我告訴他事情的經過後，他完全被我脆弱的精神狀態嚇到了，因此在之後給了我更多的支援。

時至今日，想到給丹爾服藥的這段經歷仍是讓我萬分痛苦。他是絕對不可能自願吃下去的，我們也不知該如何跟他解釋，於是只能牢牢地抓住他逼他服藥。

在晚上9點左右，丹爾通常是在休息廳跑來跑去，玩他的“火戰車”。我會在這期間把藥放在塑膠注射筒裡。傑米負責抓住丹爾，讓他躺在地上，然後跪下來，讓丹爾的頭靠著他的膝蓋。我在另一邊用腿固定住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