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他們在一天晚上看到我的時候也震驚了。那一天早晨，在我試圖控制住丹爾給他收拾好去上學校專車時，他很用力的把頭往後一仰，撞到了我的臉上，把我的嘴角撞破了。因為沒有及時處理，傷口感染了。同事馬上把我送到了醫護室，給我打了止痛劑和抗生素。

我永遠忘不了1991年11月14日星期四的那個早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但我就是感覺自己再也支撐不下去了。我像平常一樣，把丹爾送上專車，漠然地看著它開走。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雖然不是胎死腹中的形式，但仍是失去了他。我敗給了自閉症。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這也是我逼著傑米允諾自己會照顧好丹爾的原因。我需要知道他能做到。

我走進廚房，拿出那幾瓶藏好的撲熱息痛、醫護室拿來的剩餘止痛劑，和之前在諾克斯堡街住時買的一些安眠藥，倒好一杯水，把這些藥丸放進一個小碗裡碾碎。作為一個護士，我知道這樣會讓藥品更容易吸收。

在我用兩個勺子將它們碾碎的時候，開始計算達到藥效所需要的用量。我完全麻木了，只有一陣奇特的釋然。我開始對正確的劑量更加在意。要達到目的，我必須儘量減少失敗以及留下後遺症的可能性。這個艱鉅的任務讓我癱倒在了廚房的地上，靠著牆角，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

“必須得有效，”我思量著，“我不想再醒過來。我必須得把量算對了。”

但最後我還是算不對。我絕望地讓自己平躺在地上，身體冷得發抖。為了克服這種寒冷感，我像嬰兒一樣蜷縮起來，眼淚依然在我的臉上肆虐。我大腦裡一片混亂——為什麼我就是算不對一個這麼簡單的一個劑量呢。我覺得應該讓自己站起來，無論如何也要繼續把藥片碾碎。

苦戰（一）（5）

起身的時候，我注意到了洗衣機和乾洗機之間的縫隙裡有個被遺忘的玩具。那是傑米親手做的一輛棕色木質卡車，上面用粗體的白色字寫著其所有者“丹爾”。我爬過去把它拿起來，然後把它緊緊地抱住，好像它就是丹爾一樣。我前後搖晃抽噎著哀嚎：“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和我的兒子？為什麼他們都不幫我？為什麼他們都不幫他？到底為什麼啊？”

等我漸漸冷靜下來，我意識到自己差點就做了一件傻事，後果不堪設想。自己不能就這樣離開丹爾和傑米。他們是需要我的，我也需要和深深地愛著他們。此刻，所有這些念頭都在我的腦袋裡轉悠，諷刺性地伴隨著一些醫學常識：如果劑量沒有算準，我不僅達不到目的，而且將會得永久的腎肝功能衰竭或者大腦損傷。

我記得自己在清理那堆東西時的憤怒。我把藥粉衝進下水道，然後到休息室裡讓自己鎮靜下來。內心深處傳來護士加德納的一個聲音，要我給衛生視察員打電話尋求幫助。我記得自己跟她說話時的語無倫次，到最後只是一味地乞求她過來幫幫我。她認同我當時“不安以及無以復加的情緒”，並且質問我。

在意識到她是想確認我是否會傷害丹爾時，我突然清醒了。“我不會傷害他的，”我對她說，“那樣做意義何在？不，我當時是想自殺。”我放下電話，為她的到來作準備，雖然很虛弱無力，但還是心存希望：至少這次專家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會開始聆聽我的話了。

衛生視察員很快就到了我家。我仍然極度慌亂，雙手哆嗦著要給她泡茶。她注意到這一點，溫和地對我說：“不用了，諾拉。沒關係的。”

這一句話讓我完全崩潰了。我極度悲痛地把頭埋在自己的雙臂裡，抽泣著說：“我就是受不了了。我愛丹爾，但我需要幫助，他也需要幫助。”

她認為我需要休息，說會安排丹爾在這個週末去當地的兒童病房。她給我的醫生打了電話，安排讓我稍後接受診斷。醫生叫衛生視察員打電話給一個兒科諮詢醫師，安排丹爾住院的相關事宜。她還很奇怪地讓我自己同那個諮詢醫師通話。當他問我是否會對丹爾做出傷害行為時，我又一次為自己辯解：“如果真有這樣打算的話，我根本不會做現在這些事。我可能會傷害的人只有我自己。”接下來，我便在一旁聽衛生視察員竭力說服諮詢師，說我必須離開丹爾休息一段時間。

這些努力的結果是，說好在這個週末，我帶著丹爾去兒童病房接受那個諮詢師的檢查和診斷。

送走衛生視察員後，我給母親打了電話，告訴她事情的經過。她哭著安慰我說到時會跟我一起去醫院：“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在你身邊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至今，我仍能清楚地回憶起當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