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身份入選，並獲得了“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獎，在網路票選中他遙遙領先，排在“人氣排行榜”首位。

在獲獎者專訪中，主持人問白髮蒼蒼的吳敬璉：“我們曾經把冰心老人稱作是‘中國文壇的良心’，那麼現在也有人把您稱作是‘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經濟’這兩個字無處不在。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盈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麼用處？　”後者答道，“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係，如果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的。”在專訪的最後，主持人頗有感慨地說：“舊的一年過去，好在我們把良心留下了。我們也許不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需要敢講真話、講實話的經濟學家。”

12月29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記者潘園對吳敬璉的專訪，題目是《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吳敬璉直言，“我感到不滿足的是，1984年以後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進展太慢”。

他說：“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後的黨代表會議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間建立起商品經濟的基本框架。這個任務沒有完成。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那時到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市場經濟的有些重要架構，例如現代金融體系，還有待建立。阻礙改革推進得更快的一個因素是舊的意識形態的障礙，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

在這段時期的文章和言論中，吳敬璉一再提及“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個名詞，這在幾年前是罕見的。他認為，“改革確實會帶來痛苦，但這些痛苦並非都來自改革自身，而是來自改革以外的東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為的，不客氣地說，有人就是要在裡面攪，想渾水摸魚”。

他對記者談到，在我看來，現在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有人打著“維護社會主義”的旗號來打擊改革；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反對改革。改革的阻力既來自舊觀念，更來自既得利益。而與改革背道而馳的既得利益，有的產生於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有的來自前期不規範的改革。例如，在規範化的基礎上發展證券市場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對，說這是“打擊新生事物”。有些人說這種話的原因是不瞭解經濟學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對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這樣說，只是因為代表著一種利益。這種打著“改革”的旗號反對改革的說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緩了建立規範化市場經濟的程序。第二，使受到這類不正常行為損害的人們誤以為這種不正常狀態是改革帶來的，從而產生對改革的反感和對立的情緒。而這些人正是我們要為之尋求公平的物件。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6）

在解釋什麼是“改革的大關”時，吳敬璉是這樣回答的：“現在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

據此，他提出了“目前在經濟改革方面需要重點解決的四個問題”：

其一，按照“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調整所有制結構；其二，儘快解決私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其三，市場經濟的支援性系統亟待建立，主要是金融系統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其四，要確立公正透明的遊戲規則，要確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並使他們有足夠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要讓官員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職權，並受到法律的監督。

就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刊出的第二天，12月30日，中央電視臺的《對話》節目為吳敬璉做了一個專場，主題是《感受吳敬璉》。這是全國觀眾第一次在電視螢幕上看到一位真實的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形象和表現符合他們對“經濟學家”的某種想象：一位溫和的儒雅長者，充滿了智慧和責任感，面對公眾時稍稍有點拘謹。

主持人沈冰問：“我不知道吳老師您在參加那個頒獎晚會（指剛剛舉辦過的年度經濟人物頒獎晚會）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有沒有想到有一天作為一個學者也能夠站在聚光燈下？”吳敬璉很誠實地回答說：“像我們這種當老師的或者做研究工作的碰到這種場面有點手足無措，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怎麼會在點選率上得了那麼高的票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