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把吳敬璉抓回來。

儘管回到了北京，經濟所的正常工作並沒有恢復，仍是一地雞毛。吳敬璉又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鑽研中去，為了補習英語，他開始讀英文版《羅馬帝國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頁，每天讀50頁，雷打不動。

可憐的顧準無家可歸，他的子女都與他劃清了界限，約定“生不再見，死不相別”。更可悲的是，他的母親已年過九旬，十餘年未見，雖然現在身處同城，近在咫尺，卻也還是不得見面。他只能住在學部大院的一個斗室中，每天清晨，揹著一隻軍用書包，內揣兩個冷饅頭，去北京圖書館讀書，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他常常劇烈地咳嗽，痰中帶血，卻也並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臘城邦制度》一書的寫作之中。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於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按吳敬璉的看法，晚年顧準在思考“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天問時，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會經由某一路徑轉化為“保守、反動的專制主義”。

在近當代世界政治史上，這一路徑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顧準看來，革命是對現狀的破壞，它不可能獲得經驗性支援，只能透過對未來至善的想象、對烏托邦的渴望進行社會動員，爭取群眾參加，所以，革命理想主義者“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對於群眾來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這當然是極具感召力的。“每當大革命時期，飄揚的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然不科學，它的出現，它起的作用，卻是科學的”。在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終極目的”都是革命動員的強大依據。

然而接下來，顧準發現，作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終極目的”的設定是危險的。因為—“終極目的”是一元的，邏輯地包含著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革命家們自以為掌握著真理，承擔著“建立天國”的重任，把“終極目的”當做當前最高目的，併為此而拒絕、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間環節和近期目標都當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競爭力的所謂“異端邪說”，肆意破壞日常生活，踐踏公民權利，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並不是100％為了個*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誰掌握“終極目的”並無客觀標準，只能以權力大小來判斷，極易導向領袖迷信、個人崇拜，把一個具體的人塑造成領會歷史秘密、體現總體意志的神。由這樣的邏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終極目的”必然經過手段向目的轉化，它被構想出來是為了動員革命、引領群眾，但由於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它衍變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執。

顧準之死（2）

在經歷了多年孤獨而痛苦的鑽研和思考後，顧準堅定地寫下了這段文字：“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

日後的研究者們認為，就是在這種充滿了辯證、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顧準終結了所謂的“終極目的”，從而解放出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精神，主旨是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無止境，“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其次，科學精神是多元論的另一種說法，否定了絕對真理，否認有什麼“第一因”、“終極目的”，尊重各種思想都是歷史的一個階段，是人類認識的某一方面，從唯物論到唯心論，從經驗主義到理想主義，都對改變人類狀況有過貢獻，但都不是至高的、終極的，它們的命運取決於它們各自在相互交鋒和鬥爭中的結果。第三是政治*，哲學上的一元論對應與政治上的獨斷主義、權威主義；多元論對應於*和自由，它讓每個人都有表達意願的權利。“*是與不斷進步聯絡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的。”①

顧準的這些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對正在進行中的“*”的現實性反思，更是對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體制的終結性控訴，即便在多年之後，它仍然散發出逼人的光芒。歷史學家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