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

吳敬璉自然不服，索性說了好長一段話，把青年人平時的苦惱都倒了出來，比如黃範章愛好英語，來到經濟所以後想搞世界經濟，所長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業改造，黃只好業餘讀英語，又被批評是不服從組織安排，沒有做到“黨叫幹啥就幹啥”。狄超白等人發現吳敬璉居然是一個比烏家培還“危險”的人，於是，批鬥的矛頭迅速轉向了他。

學經濟的年輕人（6）

吳敬璉看上去文靜柔弱，其實內心卻是一個十分倔強的人，這一點酷似母親鄧季惺。吳曉蓮曾開玩笑地將這對母子比做“矛”和“盾”，都是得理之處絕不輕易讓步的人，這一個性將在日後的數十年內一再清晰地呈現。他當即給*科學處寫信反映了發生在經濟所裡的這場紛爭。不久，科學處派人前來調查，接著又向團中央（時任團中央書記是*）通報了這一情況。接到這一情況後，團中央所屬的《中國青年》當即派出記者入所採訪，在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項南和宣傳部長孫軼青的指導下，1956年7月期的雜誌上，刊出一篇題為《為什麼打擊青年向科學進軍的積極性》的新聞調查稿，在8月期的雜誌上，狄超白寫了一篇《關於鼓勵青年積極性的討論》，為黨支部的做法進行辯護，青年人們則提出了反批評，吳敬璉、張卓元合寫了《只是指責過嚴了嗎？》，章良猷和周叔蓮則寫了《三大“罪名”》。《中國青年》是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團中央主辦的報刊，這一組報道一出，經濟所裡這場“茶杯裡的風波”頓時全國皆知了。

在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氛圍，以及團中央和*科學處的支援下，中國科學院黨委決定批評經濟所黨支部的粗暴做法，吳敬璉等在爭論中取得了勝利，年輕人揚眉吐氣。可是，好景並沒有太久，進入1957年後，隨著“反右”運動的展開，按照“反黨委就是反黨”的邏輯，吳敬璉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的鬥爭物件。所有參與辯論的年輕人全部遭到調查，黨支部的人首先將出差在外，並沒有參加“鳴放”的章良猷以他“向黨交心”的自我檢查材料打成了“右派”，然後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組”上報材料，要求將領頭的吳敬璉劃為“右派分子”。最後，吳被定性為“中右”，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①。而最詭異的是，想給他戴上“右派”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黨委就是反黨”的邏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

發生在吳敬璉結婚前後的這場風波，在日後看來，很有耐人尋味的寓意。它是一批信仰社會主義理論、已有一定學術涵養的青年們，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進行的一次集體抗爭，儘管它最終以“失敗”收場，卻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種子。

與“三反五反”運動時期表現出來的“堅信不移”所不同的是，經歷了“反右運動”之後，吳敬璉開始痛苦地懷疑自己。他原來以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血管裡流淌的就是奔騰著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檢討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共產黨在*革命中的“同路人”，或者叫做“*革命派”。他在日後寫道：“在這次政治風暴和往後的批判運動中，我懷著滌除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誠願望，努力說服自己：過去自以為並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種種觀點，其實都是‘修正主義’的謬說。昨日的我全然錯了，今後要回到正確道路上來，一切學術觀點的正誤，也要以是否有利於‘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最終的準繩。”（《吳敬璉選集·作者自傳》）

就這樣，從1946年那個膜拜革命的激進少年，到1956年這個充滿了自責感的學術青年，吳敬璉走過了不長不短的10年。而由懷疑自己到懷疑時代，未來的吳敬璉，還有10年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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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之死（1）

從明港回北京的火車上，7連2排的負責人找吳敬璉談話，宣佈他還在“被審查”，只能待在學部大院裡，不得回家。整個學部有69個沒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這時候，與丈夫分別了近3年的周南表現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連的軍宣隊政委，問：“吳敬璉到底有什麼問題，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劃清界限，但是你們得拿出證據，如果不是，家裡有兩個孩子，還要搬家，請你們讓他回家。”政委無言以對。第二天，吳敬璉宣佈“自我解放”，徑自回家去了。軍宣隊的領導很氣憤，在學部的會議上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不過，政治環境畢竟已經大變，倒也沒有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