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憑自己現在的身體條件根本無法從事艱鉅的科學實驗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夢想就此破滅。

就這樣，在再次復學的時候，他乖乖地選了文學院。他在口述史中說：“其實我不喜歡文學，但是文學院裡面有其他的東西，比如說經濟學，後來我就選了經濟系，這個學問與實業救國好像還有那麼一點兒關係。”

日後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就是這樣病怏怏、半情半願地“入門”了。

回過頭來說青年吳敬璉的政治立場。在這方面，他比信仰法律和改良的母親要激進得多。

他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是從1946年的一系列政治衝突事件開始的。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但是，雙方摩擦不斷。國民黨內的右翼極端派更是肆無忌憚，不斷蓄意挑釁。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透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問題、憲法草案問題、軍事問題等五項協議，政治*化、實施憲政等話題被重新提起，人民以為“和平*新階段”即將到來，吳敬璉也滿懷希望，以為可以遂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心願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3）

2月10日，重慶各界舉辦慶祝政協閉幕的群眾大會，並推選郭沫若、馬寅初等20餘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李德全為總主席，李公樸作總指揮。當日，國民黨特務衝進會場，以主席團推選不當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樸、陶行知、章乃器和新聞記者及勞協會員60餘人被打傷，釀成震驚全國的“校場口流血事件”。當時，吳敬璉正在重慶，親歷了這一慘案。

接著過了10來天，又傳出國民黨特務要在2月22日的“反蘇大*”中製造事端，並揚言要搗毀《新民報》、《新蜀報》和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吳敬璉清晰地記得，21日夜間，全家很緊張，陳銘德等人都離開了報館。第二天，*隊伍經過《新民報》報館所在的七星崗時，並沒有發生打砸事件。但是，一群有組織的暴徒搗毀了《新華日報》和民盟機關報《*報》營業部。

吳敬璉一家遷到南京後，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調集百萬大軍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內戰眼見一觸即發。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組織反對內戰大會，各界經過協商，推舉馬敘倫、胡厥文等20人組成和平請願團，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６月23日，上海市5萬餘人在火車站廣場召開群眾大會，歡送代表赴南京請願。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忽然有上百名“難民”蜂擁而上，把代表們包圍起來，圍困長達5個多小時，接著發生暴力襲擊，團長馬敘倫被毆打，學生代表陳震中被打成重傷，隨行採訪的《新民報》採訪部主任、著名女記者浦熙修被暴徒揪掉一半頭髮，血流滿面。那天晚上，吳敬璉的大姐吳敬瑗隨媽媽去探望浦熙修，看到慘狀深受刺激，回來後便大口吐血。

隨著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爆發，國家再陷亂局。《新民報》秉持一貫的反戰立場，嚴厲批評國民政府，深為國民黨所嫉恨。在隨後的幾年內，上海版和南京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慶版被騷擾破壞，諸多編輯、記者或被捕殺，或遭毆打。陳銘德—吳家子女一直叫他“伯伯”—是一個性情十分溫和的人，非常善於處理各方關係，是一個公關高手，平日從未與人紅過臉。但有一次，他的妻舅、擔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的鄧友德勸告他儘量少批評國民黨政府，否則有可能遭到毒手，吳敬璉見他漲紅了臉，憤怒地大聲呼道：“你讓他們拿槍打死我吧。”

這一系列活生生地發生在眼前的事情，讓吳敬璉對國民黨政權徹底絕望。他認為，母親的憲政理想是虛幻的、軟弱的，必須透過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難的中國。這時候的他，經常因病休學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閒時間讀書，他從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中，讀到了*的《資本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高爾基的《在人間》以及《魯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說等等。這其中，最讓他著迷的是19世紀末的俄國哲學家、革命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滿了革命激情的小說《怎麼辦？》是第一本影響了青年吳敬璉世界觀的著作，書中的主角、年輕的革命*主義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這樣的閱讀中，一位“科學迷”變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進青年。

臥病在床的吳敬璉還真的為革命做過一些具體的工作。他的二姐夫關在漢原來是《新民報》記者，後來轉到美聯社，最後當了法新社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