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李大釗臨終前的模樣，有就義前為其拍攝的照片為證。照片上的李大釗身著布棉袍，淡定從容。

趙紉蘭母子在李大釗被害當天獲釋，第二天才知噩耗。報紙上說“李大釗身後事淒涼”，“李妻聞耗悲痛而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五人環榻哀號，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5月6日，督軍潼關的馮玉祥才得知此訊，放聲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剛剛發表宣言稱：“李大釗等數十同志之生命即本軍三十萬將士全體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當天，馮玉祥召開追悼大會，令各機關、各部隊下半旗一日，中級官長以上戴黑紗一週。

李大釗的一生無私無畏，與人肝膽相照。劉半農曾為李大釗撰寫碑文，贊他“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章士釗則說“守常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李大釗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資或資助貧苦學生，或作為革命經費，或捐給公益事業，以至於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得不囑咐會計科的辦事人員，每月發薪時將部分工資直接交給夫人趙紉蘭，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從容就義（2）

因此，才有那麼多人願為他的性命奔走，後來又繼續照顧孤兒寡母。

李大釗被捕當日，大兒子李葆華恰好外出郊遊，躲過搜捕。多虧周作人冒險將葆華安排在自己家裡，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李大釗犧牲後，是同鄉白眉初等人帶著星華姐妹趕往下斜街長椿寺收屍，併為先生更換了一口嶄新的紅柏木棺材。新棺材則是梁漱溟等人幫忙張羅的，棺材鋪師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裡子，又買了十幾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塊，攪拌在大漆中，前後共上了5道漆。

李大釗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來。這個人叫李樂光，是李大釗的同鄉晚輩，在清華大學唸書。李大釗犧牲以後，他立志搜編遺稿。據李星華的丈夫賈芝回憶，李樂光一開始躲在清華大學的地窖裡編書，後來又轉移到岳母趙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幾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來，李樂光就坐下來攤一桌子稿子，繼續抄寫、編纂。這批文稿後來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寫信給友人曹聚仁欲將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魯迅作序，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儘管文稿與魯迅所作的《〈守常全集〉題記》當時沒能出版，但絕大部分遺稿就此儲存下來，沒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發行。在其基礎上重新編纂的《李大釗文集》在1999年、李大釗誕辰110週年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厚厚的5卷本，據說在出版社便銷售一空，都沒來得及運進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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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墓碑

犧牲之後，李大釗的靈柩在宣武區的浙寺裡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蔣夢麟、章士釗、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發起為李大釗舉行公葬。蔣夢麟等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至於具體工作，其實都是由黨領導下的左派組織革命互濟會做的，社會各界紛紛捐款。

94歲高齡的劉導生是當年公葬的參加者，提起往事，老人還能說上不少。他說：“互濟會負責籌備，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購買了墓地。出殯前，浙寺堆滿了花圈、輓聯。出殯的隊伍有100來人，主要是革命學生，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8大左派組織也去了不少人。”

隊伍從浙寺出發，沿宣武門、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進。在西單路口，隊伍突然停下來，有人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蓋在李大釗的棺木上。胡適本來也在送殯隊伍裡，見此情景，很是不悅，便臨時退出。

據張次溪在《李大釗先生傳》中的記載，這時有人抬出3張桌子，搭起高臺，有人站上去，大聲疾呼李大釗的事蹟和精神。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國民黨憲兵三團就在西四牌樓架起機槍，將隊伍衝散，還抓了不少學生。混亂過後，靈柩才繼續啟程，劉導生的姑母劉靜君當時與趙紉蘭同坐一輛馬車，因為是親屬才得以放行。

等眾人護送靈柩到了萬安公墓，公墓看墳人跑過來說：“今天一大早，有一輛騾車拉來了一塊石碑，說是給李先生墳前立的。”大家圍上來一看，石碑的頂端刻著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內刻鐮刀斧頭，碑文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覺得在當時的情形下不便將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