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淺埋明挖”的方案上來。經過嚴密地計算和比對，他們認為這種方法不但克服了深埋的諸多不利，也同樣能達到防護的戰備目的。

1960年1月，利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廣州召開的機會，謝仁德向周總理、總參和６位元帥作了彙報。

同時，在公主墳和木樨地為深埋方案打的兩眼豎井也得出了深埋難以實行的實證。這兩眼豎井，直徑6米，深為100米和120米。那時候，北京還不是一個缺水城市，地面2米以下就有水。“那水大到什麼程度？每24小時就有200立方米的水滲出，而且水壓很大。”當時作為技術人員參加過豎井開挖的王夢恕這樣回憶。

時任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專程來到木樨地，乘坐升降機到達井下，看到地下30多米，水就再也抽不幹了。

這年5月，北京地鐵修建委員會傳達了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地鐵採用“淺埋明挖”方案的決定。一場關於深埋還是淺埋的討論終於塵埃落定。但此前一直屬意深埋方案的原因，直到1965年才揭開。那年舉行的北京地鐵一期工程開工典禮上，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說，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地下鐵道都是深埋，但是我們請來的專家卻異口同聲主張淺埋，因而對其用心深表懷疑。

事後人們才知道，那時候中蘇關係已經出現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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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血統地鐵（1）

1960年7月，時任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的蘇達利柯夫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照會，提出召回在華全部蘇聯專家。自此，援華的幾千名蘇聯專家帶著他們的科研資料陸續離開中國。對於正處於3年困難時期的中國，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面對蘇方的背信棄義，毛主席氣憤地說：“還不如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還有一點商業道德觀念。”

不過，支援北京地鐵工程的蘇聯專家，並沒有馬上走。也許是出於合同的考慮，他們直到1963年才離開中國。

但此時，中方技術人員已經明顯感到，修建地鐵的核心技術已接觸不到。蘇方已對中方實行了技術封鎖。

令人感動的是，很多援華多年的蘇聯專家並沒有像他們的政府那樣，向中國關上技術的大門。他們拋卻了政治上的分歧，以一個純科研工作者的面貌繼續幫助中國進行地鐵設計和人才培養。曾任莫斯科鐵道學院黨委書記的那烏莫夫，1962年專門到北方交通大學免費為學生和老師講了半年與地下鐵道建設有關的課程。提起這段往事，當時還在交大任教的王夢恕感慨良多：“很多蘇聯專家非常敬業，他們是真正希望幫助中國做一點事情。”

就在技術人員們籌劃著北京地鐵藍圖時，一個意外的訊息傳來。北京地鐵下馬了！

1961年，經過三年自然災害，中國經濟受到重創。中央決定北京地下鐵道建設暫時下馬。鐵道部隨即下令撤銷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只保留一個地下鐵道研究所。一時間，參與地鐵設計、施工的人們，風流雲散。有人甚至傳言：中央決定，地鐵十年不上馬。

對於那些為地鐵花費將近10年心血的設計者們，這無疑是個不小的打擊。但他們一直不相信，地鐵的建設真這樣無疾而終了。下馬的日子裡，留守在地鐵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始終沒有停止研究工作。

從中蘇關係惡化伊始，中方就著手自主設計地鐵的準備。1963年，蘇聯專家撤走後，北京地鐵的設計工作沒有絲毫停滯。大批歸國留學生和我們自主培養的專門技術人才已經充實到地鐵設計的第一線。地鐵的設計工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那時，無論是蘇聯還是西方都斷言：“沒有外國人的幫助，中國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鐵。”但後來的事實，有力地回擊了這種說法。

中國的地鐵人們，等待著重拾地鐵夢的那一天。

經過幾年調整，國內的經濟得到了好轉。而此時，國際上卻掀起了反華浪潮。1965年，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作為戰備工程籌劃的北京地鐵。

1965年1月，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被任命為地鐵建設領導小組組長。1月15日，他與副組長萬里、武競天聯名以《關於北京修建地下鐵道問題的報告》上報中央。2月4日，毛澤東對此直接作了批示：“楊勇同志，你是委員會的統帥。希望你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建設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失敗，隨時注意改正。是為至盼。”時隔40餘年，對於毛主席的批示，今天還健在的地鐵人仍能流利地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