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一看卻是羅廣斌和周居正。羅廣斌說，敵人撤走了，我們一齊衝出去。郭德賢有兩個孩子，她背起一個，周居正幫忙背起一個。19個人跑出白公館，爬上左面的山樑。

羅廣斌等人走後5分鐘，執行屠殺命令的特務便坐著汽車趕來了。他們見牢房空無一人，以為楊進興已經把人幹掉了，便掉頭走了。白公館看守所副所長楊進興，後來也從渣滓洞趕回白公館。他一看人沒了，還以為是先他趕過來的特務將犯人“執行”了，也沒深究。

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3槍未死、從屍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就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根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被定為烈士。

就在先烈們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軍重慶主力部隊由重慶西側渡江成功，長驅直入。當天晚上，在激戰56小時後，解放軍終於攻下南溫泉，開啟了重慶南大門。

但是，屠殺到了29日仍在繼續，關押在重慶“新世界監獄”的32名革命者被分3批押往松林坡。那時，距離重慶解放僅差幾個小時。特務行兇後，連屍體都來不及掩埋便倉皇逃走。

11月30日，重慶解放。

如今的白公館依然保留著原樣。牆角處一株石榴樹，據說是許曉軒烈士親手所種。半個多世紀以來，它茁壯成長，樹幹從根部分出一杈，旁逸斜出地越過高牆、伸向獄外，自由地迎接著共和國的每一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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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來得及的營救行動

上世紀80年代初，黨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儲存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實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婦委書記胡其芬寫的，時間是1949年11月19日，距離“11？27”大屠殺還有8天。

“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

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黨組織的最後求救。信寫成了，由看守黃茂才（也就是藍先生）偷偷帶給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淑華馬上轉給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已是21日。

劉康那時是個23歲的小夥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

地下黨組織也派人找到準備起義的兩名國民黨師長，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過江；二要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敵人破壞；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革命者。頭兩個條件，對方都答應了。唯獨第三個，兩人都沒答應：“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現代化兵器武裝，實力太強啊。”

最後的希望就落在劉康身上。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人是來自“中央警察學校”的進步學生，駐守機場的國民黨連長、共產黨員王正修和準備起義的江北十區區長陳秉國，同意借槍出來。

11月27日下午，劉康等人又開會研究了各方面情況，因為還有一些事情未落實好，營救方案仍無法實施。

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劉康儲存了好長時間，直到1955年才交給組織。

在發現這封信的同時，胡康民還找到一份紙頁發黃的報告，上面記載的正是先烈們的最後囑託。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有過活下去的機會。只要寫份自白書，在悔過書上籤個字，或者僅僅“承諾”一下出獄後不再幹革命，他們也許就能與親人團聚，就能儲存生命、盼來解放——那不正是他們為之奮鬥、孜孜以求的理想嗎？

但是，他們不願喪失氣節，背叛信仰。

他們情願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一份血淚囑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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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歌樂山在哭泣（1）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

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