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來，供大家參考。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對王道影響最小的是佛教。

佛教在印度，遠沒有印度教對政治的影響大。在中國，除去藏傳佛教，有點政教合一的味道，而漢傳佛教對王道的影響很有限。雖然有不少皇帝，如梁武帝、武則天、順治、雍正等，對佛教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佛教作為一種完整的宗教勢力並沒有像西方的教會那樣，對政權產生過重大影響。這的確是一耐人尋味的現象。

為什麼佛教在其鼎盛時期，可以影響到全民，影響到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卻沒有成為一種政治力量，介入世俗政權？在我看來，佛教自身的組織架構是一個重要原因。

佛教的組織以寺廟為單位，一個寺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個組織內部，有嚴謹的結構，但是走出寺廟，佛教並沒有一個把寺廟聯合起來的橫向的機構。因此，縱使全國有成千上萬的寺廟，但是他們互不關聯，而且沒有等級之分，別管寺廟大小，方丈都是一樣的級別，少林寺的方丈是方丈，法源寺的方丈也是方丈，彼此平等。平等當然有平等的好處，但也導致佛教難以形成勢力，因為誰也號令不了誰。

而天主教則是一個類似世俗政權的金字塔結構：塔尖是教皇，下面有紅衣大主教，和大主教，在下面有主教和神父，可謂等級森嚴、結構嚴密。垂直體系便於整合勢力。這就和過去一些大的幫會一樣，要成氣候，一定要有等級，否則就是一盤散沙。

宗教勢力對世俗政權的影響很難衡量其利弊。回過頭看，當初西方教廷勢力過大時，也一度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比如，教廷燒死科學家哥白尼就是明顯的一個壞例子。但是，從更長遠看，宗教勢力介入世俗政權也要一分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務一樣，有一弊就總有一利。這一利就是，宗教勢力也可以成為社會穩定甚至民主發展的一種力量，這一力量來自於其對王道的制衡作用。

總體而言，今天西方的民主程序快於東方。這絕非只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功勞。如果論思潮，中國早在孟子時代就有“民貴思想”甚至“民本思想”（孟子早就提過“民為貴，君為輕”。當然，孟子的民貴思想的出發點是“君”，這是後話。），但僅有思想遠遠不夠。我認為，西方的民主先進一些，實在與宗教勢力分去一部分王權，從而產生某種制衡力不無關係。

仔細分析，東西方的王道其實有很大差異。中國的王道至高無上，不僅講究“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服從，而且中國的王道是“天授”，皇帝是天子，是“奉天承運”。而西方的王道就則是純世俗的，沒有上帝給它撐腰。因為上帝只給教會撐腰，如果說西方也有“天子”，那也應該是教皇而不是國王。這樣，東西方的王道就有了“天壤之別”，一個是天子，一個是人君。

“出身”差異導致利益和權力也大不同。在中國，王權擁有一切。姓趙的當了皇帝，天下就姓趙，所有東西名義上都是他的。而西方不行，你雖然是君，但也是人，和貴族甚至百姓沒有本質區別。加上旁邊還有和你平起平坐的教廷勢力，這就使得王不得不和貴族和教會展開博弈。幾百年的博弈下來，產生了影響到後世政權的“聖經”——《大憲章》，這一“聖經”規定了國王與貴族彼此的權力和義務，大大削弱了王的權力。

也談王道與佛——回應野狐禪兄（2）

這個把王道加上了緊箍咒的《大憲章》其實是後來西方民主的一個重要前提，沒有這個東西，西方之後的民主程序只靠幾個啟蒙運動思想家的理論，絕對不可能走的這樣快、這樣徹底。因此，從這一意義上看，宗教制約王道，客觀上有利於社會進步。

沒有制約的王道在特定條件下可能顯現出積極的一面，比如在生產力比較低時期，集權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資源，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從而推動生產力。這也是為什麼高度集權使中國在長達近1000年的時間內領先於西方。

但是，別忘了“特定條件”。這個條件就是，王必須是明王而不能是昏君。因為，沒有制約的體制導致在體制內部沒有辦法產生自我修復的力量，要改朝換代，只有靠來自外部的革命。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皇帝別管多麼昏庸、多麼殘暴，永遠不會在本朝代內，像英國的查理王、法國的路易十六一樣，被推上斷頭臺。除掉夏桀，只能靠商湯，同樣除掉商紂王王也只能靠文王和周公。

因此，中國為除掉暴君所付出的社會總成本就比之西方大得多。所以，明君們殫精竭慮積累起來的財富，就在一代代王朝更迭的革命裡毀於一旦。周而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