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並不嚴重,嚴重的是‘通貨*’。”
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經濟學者魏傑如此表示自己的擔憂。被稱為“吳市場”的吳敬璉表達了類似觀點:“現在的關鍵不是‘熱’與‘不熱’的問題,而是‘改’與‘不改’的問題。”
“我不覺得美國這個地方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是一介樂土,可惜的是中國人對於有關美國的事情道聽途說得太多了。”
1994年,在美國生活5年的新聞記者陳燕妮,在《告訴你一個真美國》一書的開篇如此寫道。
這個時候,剛成立不久的北京新東方學校打出廣告語:新東方,進入美國名校的前沿準備。
“這次出國,天天都碰到所謂‘*問題’。每個國家的領導人在談話之後,總有一段批評中國*的話。他們除了藉口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外,講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講*的普遍性原則,不講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我們的回答理由也不全面,只講發展權、生存權,不講政治權利和人的自由。”
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學哲學?用哲學》一書中透露:1994年,他在訪問丹麥時跟身邊的人說了上述一段話。
傳教士
“中國人離資訊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
1995年深冬,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出現在北京中關村地區白頤路口,上面寫著:“中國人離資訊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當成了路標,交警們很不滿: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兒,哪來的什麼“資訊高速公路”?
廣告牌向北1500米,是當年5月成立的瀛海威資訊通訊公司的網路科教館。其時,提供上網服務的瀛海威,被媒體如此描述:“就像傳教士佈道一樣,向中國人宣講何謂Internet”。
2004年,媒體上釋出了一條不起眼的簡短訊息:北京市工商局發出公告,依法對847家企業吊銷營業執照,其中一家是瀛海威。
冰點
“中國千年文明鑄就的‘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裡去了?”
1995年3月,珠海人民廣播電臺“市民熱線”節目播出新聞稿:《金老闆罰一百二十多名中國工人下跪》,引起震動。
駐守珠海伶洋島上的一位解放軍班長,給電臺寫了一封信:
當聽到金珍仙凶神惡煞般衝到一名女工面前,強迫她“跪下”的廣播後,我真的想哭,想罵娘,想用腳踢這個女人。我心裡真的很苦澀!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書上讀的《包身工》。慘淡灰暗的舊中國,我們在洋人眼裡究竟算個什麼?而60年後的今天,外國人竟然如此在中國工人面前又演出了驚人相似的一幕,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在洋人的眼裡到底算個什麼?誰敢設想,我們中國老闆能罰韓國、日本或美國工人下跪嗎?敢侮辱他們的人格和國格嗎?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實,這與屹立於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太不相稱了。值得慶幸的是,還有一名中國人直直地站著。同時,他一面大聲地質問:“我為什麼要下跪?”一面憤怒地喊:“你們是不是中國人?!”我素不相識的中國打工仔,一個站立的中國人,一個敢於說不的中國人,一個威武不屈的中國人。我們為你而感到驕傲!然而,中國千年文明鑄就的“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裡去了?
那位說“我是中國人,死都不跪!”並當場辭職的打工仔是來自河南的孫天帥。河南少康集團將他送入了鄭州大學。大學畢業後,孫天帥成為一名記者。
“有冤案沒有?民可以告官。”
1995年9月30日,《行政訴訟法》實施五週年之際,山東省陽穀縣法院行政訴訟庭的法官在街上宣傳行政訴訟法,對行人邊遞材料邊說:“有冤案沒有?民可以告官。”
農民周廣立看到這一幕,感到好奇,又有些興奮。
周廣立開始為鄉親們義務代理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案子,自稱為“赤腳律師”。十年間,他共代理行政訴訟案件近1500件,被告大多是鄉政府,也告過縣林業局、縣公安局,絕大部分勝訴。有了一個周廣立,陽穀縣法院一躍成為全省行政訴訟受案率和結案率最高的基層法院。
周廣立因為幫人打官司得罪了一些人,為了躲避報復,他曾到外地過了3個月流浪生活。他代理一村民起訴計劃生育部門違法罰款,招致副鄉長等人劈頭蓋臉的一頓亂打,被打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