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小崔真的到小朱家來了。誰知小崔不進屋，兩眼卻盯著門楣上邊發愣，看了一陣，臉上漸漸失去了笑容。小朱悄聲問姑娘：“你剛才在門前發愣，是不是看房子蓋得不滿意？”小崔說：“房子好壞俺不嫌，俺看你家門口沒掛‘文明守法光榮牌’，俺們家都掛了，守法不守法，可是件大事呀！”小朱一聽，恍然大悟，心裡的那塊石頭落下來，忙解釋說：“俺家也被評為光榮戶，只是俺村還沒發牌子呢！”姑娘一聽，喜上眉梢，俏皮地說：“我還以為另有原因呢。”小朱會意地說：“放心吧，俺家也懂得守法致富。”小崔心裡很高興，帶著歉意地說：“剛才怪俺太冒失，請多多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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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死於安樂

名人廣告

1988年，正在受假藥困擾的深圳南方製藥廠希望透過名人廣告重塑企業形象，他們找到了著名演員李默然。廣告詞是這樣的：“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應該遭到全社會的譴責，我們應該認準深圳南方製藥廠獨家生產的胃病良藥，三九胃泰。”

廣告播出後，引發了社會上“名人該不該做廣告”的大討論。

至今，李默然不願多談這件事。從那以後他也沒有拍過任何廣告。

其實，這則廣告為戲劇家協會的戲劇節拉了20萬元的贊助，李默然本人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價值700元的隨身聽。

現在，社會上有了新的討論：名人做廣告的企業出事後，名人所收天價代言費到底該不該退。

“他媽的，像進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畫人體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展。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回憶，那天下著雪，中國美術館前買票的隊伍蜿蜒一里多長，原定兩毛錢的門票暴漲了10倍。

觀眾排隊進門時非常急切，可看畫時，卻不敢長久駐足，直視畫面。畫家楊飛雲的作品《十九歲》前，裡三層外三層擠滿了人，後排的人踮著腳尖，根本什麼都看不清。觀眾的眼神非常複雜，有新奇、震驚、羞怯與憤怒。

一個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著肩膀從美術館大廳中擠出來，滿臉潮紅，叨唸著：“他媽的，像進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間，曾有一個女記者，稱自己代表婦女來與主辦方交涉：“既然是人體藝術大展，為什麼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為什麼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麼幾個男的還遮遮掩掩，把*遮蓋著？！”主辦方回答：“道理很簡單，這是人體展，不是性器官展。”

參展畫家們生怕隨便哪位領導一句話，就把大展扼殺的擔心，沒有變成現實。為期18天的展覽，共展出了28位畫家的130多幅人體畫作，觀展人數創紀錄地達到20多萬。

不過，人體模特們不幹了，以罷課抗爭：“憑什麼我們1小時只拿24塊，而你們又展覽又出書，讓我們的臉往哪兒擱？”後來鬧上法庭。10年後官司判下來了，3位模特每人獲賠1萬元。

安樂死

1988年1月，鄧穎超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半小時”節目中聽到首都醫院的一位大夫談論安樂死。她給節目組寫了一封信：“今天你們勇敢地播出關於安樂死的問題並希望展開討論，我非常贊成。首都醫院那位大夫的意見，我很擁護。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這是我作為一個聽眾參加你們討論的一點意見。”

同年秋，一位名叫李永勝的醫生，在身患絕症的老父再三請求下，對他實施了安樂死。儘管父親簽有“死亡協議書”，但因同胞弟弟的告發，李永勝入獄8年。

1989年10月，鄧穎超委託工作人員轉告*：“一個共產黨員，在死時再作一次革命。當我生命快要結束時，千萬不要用藥物來搶救，那是浪費人力物力的事，請組織批准，給予安樂死。”

讓我們承認危機吧

“《紅高粱》只有‘辱華’二字。”

《紅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後，《中國電影報》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說。

一個南京的老同志，寫信給西安電影製片廠和中央，要求禁演這個電影，認為“《紅高粱》是反動電影”，是“詆譭祖國，詆譭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還有人寫批評文章說：“《紅高粱》是一部醜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