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上一雙金黃色的珠耳環。老媽　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象，也說“象”了。自此以後，親戚家死了人我就有　差使——畫容像。活著的親戚也拿一張小照來叫我放大，掛在廂房裡；預備將來可現成地移　掛在靈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假、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種義務生意。直到我十九歲　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幾位老　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擦筆肖像畫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為我近來“不肯”　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　所來，哀求地託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無法　對她說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館裡，託他們放大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後遂無問津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畫，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這條崎嶇的小徑。　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裡，給學畫的人作借鏡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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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痕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遊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　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　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為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　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　和諸姊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著一大堆　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捲起　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後把碗　口收攏來，做成一個圓子。再用手法把圓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絲花紋的脊樑來；最後　在脊樑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　內，樣子很是好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太小，誰的做得太　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象個�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　是年中難得的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種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準備　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只要噪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隻小　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　往往吃一隻不夠，再噪鬧一下子就得吃第二隻。倘然吃第二隻還不夠，我可嚷著要替她們打　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塌糊塗，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　少了，打出來又不清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壞了又不能揩抹塗改。所以我　嚷著要列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商量，把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　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這個例之後，各人做　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夠時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扭一把米粉　來，自由捏造各種粘土手工：捏一個人，團攏了，改捏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捏一隻水煙　管……捏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　沙來，裹成各種三不象的東西，吃下肚子裡去。這一天因為我噪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　只小巧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為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　拿了到店堂裡，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後來我知道是我們店裡的學徒，但在當時我　只知道他是我兒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　種種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兒來，使得我驚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　尋出幾個印泥菩薩的小形的紅泥印子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後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　邊，我跌了一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暈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　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裡，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檔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後，五哥哥每天乘店裡空閒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　袖裡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