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金城湯池,易守難攻。賈誼說,從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國國君前後二十餘人,難道個個都是聖賢(豈世世賢哉)?當然不可能。他們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常為諸侯雄),實在是因為地理條件太好(其勢居然)。六國之軍“同心並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將領統率部隊(良將行其師),最好的文臣運籌帷幄(賢相通其謀),難道居然都是草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當然也不會。他們之所以來勢洶洶而一敗塗地(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實在是因為“形不利,勢不便”。至於後來秦的滅亡,則有兩個原因,一是“仁義不施”,二是“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覬覦天下時,是攻勢,不妨依仗地險,使用詐力(兼併者,高詐力);一統天下後,是守勢,就應該改變政策,與人為善(安定者,貴順權)。你都奪取天下了,還不廣施仁義,豈能不亡?
杜牧的觀點則不盡相同,他認為六國與秦都亡於“仁義不施”。杜牧說,如果六國之君懂得仁愛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國(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同樣,如果秦國之君懂得仁愛六國的人民,就能萬世為君,哪裡會二世而亡(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所以,滅亡六國的,是他們自己,不是秦(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滅亡秦朝的,也是他們自己,不是別的什麼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後人如果不懂這個道理,那就只怕還會滅亡。
一 來之不易的勝利(3)
蘇轍的說法又不同,他認為六國之亡在於貪婪(見利之淺)與短視(慮患之疏)。因為貪婪(貪疆場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團結(背盟敗約),甚至自相殘殺(自相屠滅),結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這話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懷王曾與齊閔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相約抗秦互救。然而僅僅只是張儀一番搖唇鼓舌,許諾秦國送還商於(今河南浙川內鄉一帶)領地六百里,懷王便背信棄義,與齊絕交。絕交以後,才發現上當受騙。張儀當面撒謊當場耍賴,聲稱秦王當初只答應六里地,何來六百里之多?懷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屢戰屢敗,最後自己成了俘虜。如此貪婪與短視,如不亡國,那才是怪事。
顯然,蘇轍的《六國論》主要著眼於政策與策略,雖然也算切中肯綮,卻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賈誼的《過秦論》則其實並未回答六國滅亡的原因。六國滅秦,固然是“形不利,勢不便”;秦滅六國,難道就“形利勢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麼就不能誰也不滅誰,相安無事呢?至於杜牧的《阿房宮賦》,雖然講得有道理,卻也同時有問題。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確實的。六國不愛其人,也可能有證據。但六國之亡,並非亡於國人,而是亡於秦人。難道秦王在奪取天下之前是仁愛人民的,當了皇帝以後就不愛了?事實上正如我們後面將要講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過變成帝國以後變本加厲而已。然而不愛人民的秦,卻戰勝了同樣不愛人民的六國,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見地的還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因為只有這篇文章才談到了最根本的東西──制度。柳宗元認為,周之亡,錯在制度(失在於制),不在施政(不在於政)。從西周到東周,諸侯們驕奢淫逸(驕盈),貪財腐化(黷貨),窮兵黷武(事戎),政局動盪的國家多(亂國多),政治清明的國家少(理國寡),珍惜土地愛護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這是他們那個制度決定的。相反,秦之亡,則錯在施政(失在於政),不在制度(不在於制)。明明有治國之策,卻不實行;有治國之人,卻不委任;只知道濫施酷刑強派苦役,弄得萬人側目,民怨沸騰,豈有不亡之理?
這倒是很在理。畢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為,制度卻更為根本,難怪毛澤東要建議大家“熟讀唐人封建論”(也就是柳宗元這篇文章)了。據此,則秦最終奪取了天下,便只能歸結為秦國有著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於“最好”)。而且,這個“最管用的制度”,還應該是在它王國時期開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為了帝國的締造者。
秦能夠成為新制度的創造者,倒也不足為奇。無論在“春秋五霸”中,還是在“戰國七雄”中,秦都是歷史最短也最沒文化的一個。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齊和楚,此外魯、宋、吳、越也不差。齊有韶樂,楚有辭章,魯有魯縞,吳有吳刀,這些都令人歎為觀止。孔子在齊國聽了《韶樂》,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嗎?“雖楚有材”的說法,不是《左傳》和《國語》裡面就有了嗎?事實上先秦文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