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期中可能會包容幾個更短的週期，這種巢狀實際上相容了實體經濟的短期執行特徵和長期發展規律。

由此可見，以去庫存化為標準，以銷售庫存比等指標為先行指標判斷經濟週期變化，必須瞭然於胸的是相應短週期的性質。發人深思的是，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格局的影響僅限於一個短存貨週期嗎？如果不是，那麼可能市場在使用和理解去庫存化這個流行詞彙的時候需要更加謹慎一些。

再看去槓桿化。想找到一個權威和規範的去槓桿化的定義並不容易，因為經濟意義上的“槓桿”廣泛應用於金融機構、尋常企業、一般家庭，甚至整個宏觀經濟，以至於人們很難分清與去槓桿化對應的是哪一個層次的經濟行為。筆者以為，追根溯源還是要從物理學的槓桿原理尋找去槓桿化的內涵，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整個地球”，槓桿是幫助較小施力成就較大功效的機制。在論及去槓桿化這一流行詞彙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陷入這樣一種邏輯，即槓桿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為槓桿率太高，杆子太長以至於被托起的那個物體變成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增加施力或是減輕托起物體的重量並縮小杆子的長度成為“化解風險”的可選對策。

也就是說，去槓桿化理所應當地被認為是維持槓桿長期平衡的首要選擇，但市場可能忘記了一點，槓桿曾經有過平衡的歷史就表明槓桿機制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失效的，盲目地去槓桿化反而容易陷入風險激增的“去槓桿化悖論”。以金融機構為例，即“風險資產價格下降—減持風險資產—風險資產價格進一步下降—槓桿反倒無法減輕槓桿率—風險進一步激化”的惡性迴圈；以一般家庭為例，則是“儲蓄率上升—整體消費下降—宏觀經濟萎靡—個體收入下降—儲蓄量下降”的“節儉陷阱”。

筆者以為，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忽略了槓桿原理的核心要素，槓桿本身是很重要，但支點才是阿基米德神奇力量的根源。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之前引致繁榮的高槓杆之所以失去平衡，是因為金融危機破壞了支點的穩定性，而這個支點就是信用。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信用的崩壞是信貸緊縮產生的源泉；對於實體經濟而言，以增長模式可持續性為表徵的整體信用的缺失則是經濟結構需要深度調整的原因。所以，去槓桿化只是風險管理的一個可選途徑，而非根本途徑，增強宏微觀的信用基礎，讓槓桿重新擁有穩定的支點，才是治標治本的選擇。

最後再看去貨幣化、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這是一組適用於全球經濟，流行度稍顯遜色，且彼此之間關聯甚高的詞彙。去貨幣化大多意指以實物資產取代貨幣資產的過程，去美元化一般意指國際貨幣體系遠離美元核心的過程，而去全球化則是指保護主義取代自由主義的過程。與去庫存化和去槓桿化不同，這一組詞彙在本次金融危機前很少被人提及。事實上，筆者甚至認為，在危機之後它們也將同樣很少被提及。因此，它們只是短期市場混亂和恐慌背景下思維叛逆的產物，它們的共同點是短期內雖有星星點點的跡象，但都不會成為真正的主流，它們的不同點則是有些甚至在長期中也不會變成主流。

去貨幣化之所以流行起來，一方面是由於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恐懼症，人們對貨幣體系衍生的種種金融風險充滿擔憂，將遠離貨幣視作遠離危機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危機後期全球範圍內一系列超常規的寬鬆貨幣政策引發了通脹恐懼症，人們對現在的貨幣超發導致未來的高通脹充滿擔心，將減少貨幣頭寸視作防止資產縮水的理性選擇。實際上，這顯然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市場反應，至少在2015年之前，產出缺口的廣泛存在將使通縮成為主要趨勢，通脹的發生，即便有也只可能在更遠的將來，而且各國業已表現出對回收擴張政策的考慮，為虛無縹緲的通脹而去貨幣化並不令人信服。至於對貨幣體系的不信任則更加有失理性，退出貨幣體系不僅是歷史荒謬的倒退，更會帶來無盡的社會成本。所以，去貨幣化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相比之下，去美元化更加實際一點，危機爆發後的資料顯示，部分重要的美國中長期債券持有者進行了階段性減持，市場普遍將其視作“去美元化”的重要證據。但值得強調的是，去美元化雖然是“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長期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但在短期內並不會出現突飛猛進的變化，不僅所謂多元化的具體發展格局存在較大爭議，而且美國經濟復甦領先於歐日的中期趨勢也可能會放緩國際市場遠離美元的步伐，所以，去美元化更像是一種水中望月般的長期願景。

至於去全球化，連願景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