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許寫信給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獄”的可怕。當然，在那種時候，巴金的許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給他寫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壇上結識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後謝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壇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難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難的時候收到了沈從文從北京寄來的信。他記得那時是蕭珊生病較為嚴重的時候，他還在奉賢幹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從奉賢回到家裡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聽說沈從文來了信。他見了沈的信以後，頓時滿面流淚，巴金太感動了。這麼多年來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兩地，簡直就是生死兩茫茫！沈從文竟敢在這時候主動給他寫信問候，顯然要冒一定的風險。

可是，巴金不敢給沈從文覆信。並不是他無話可說，而是擔心自己寫信會給他和沈從文惹事生非。因為巴金和朋友從來不說假話，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寫了真話，萬一信落在別人的手裡，那麼肯定會株連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對沈從文傾吐的話，積鬱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開始寫信了。當然，那時的巴金仍然心有餘悸，即便偶爾寫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這是因為“四人幫”雖然粉碎了，可是他的問題畢竟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1973年上海作協對自己的那個結論，還留有很大的尾巴。這個由不實之片語成的所謂結論，仍然壓得老人喘不上氣來。

不過，巴金畢竟開始從陰影中走出來。他開始給在杭州工作的女兒寫信了，父女之間的信件是巴金恢復通訊自由的起點。不久，他就可以給一些老朋友覆信了，一些從前對他敬仰與關注的讀者來信，也時不時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靜的小院來。巴金的心裡話多麼想變成他喜歡的鉛字？幾十年來都在以自己的筆向讀者們傾吐心裡話的巴金，那時儘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報刊上公開發表一字一文，這也許就是他在陽光映照進那個角落以後，仍然無法真正舒展自己雙臂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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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悉喜訊淚沾襟（3）

十月裡的一天，多年來始終不輕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壯著膽子到淮海路襄陽公園附近去看大字報。這是因為他聽說那裡的大字報很多，有一些與江青等“四人幫”被逮相關的資訊，都被一些群眾搶先抄在大字報上，在那裡公開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別人的大字報，從前他在作協機關看到的那是有關他的大字報，而今他揚眉吐氣，融進熙熙攘攘的人群裡，悄悄向前擠來，他發現這裡果然人山人海。像他這樣懷著興奮心態急於瞭解“四人幫”粉碎內幕的群眾，竟然比他想的還多。巴金髮現人人臉上都溢滿著興奮，因為那裡公開貼著葉劍英的講話。這位老帥已經把華國鋒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內幕，如實地公開在群眾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環境正在悄悄發生改變。儘管巴金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最後的解決，但是，他已經開始在小範圍內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開始允許巴金出席或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也允許他以“普通群眾”的身份在座談會上發表意見和談話。他周圍的群眾開始給老人以和悅的笑臉，那種在樓道里見面連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尷尬境遇，再也見不到了。更多的人們發現巴金老人在經過大風大雨之後，又漸漸露出他那與生俱來的慈愛微笑。也有人開始重溫巴金的歷史與他那些即便在風刀霜劍中依然閃耀著不滅光輝的著作。大家這才發現，已經結束的“文革”對所有人來說，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為顯赫人物的造反派們，也不過是經歷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噩夢！

1977年2月，對於居住在那有著兩棵玉蘭樹小院中的作家巴金來說，意味著他人生第二個春天的開始。絢麗的春日透過百葉窗投進他樓下的客廳裡。巴金老人終於可以回到二樓寫作了。他發現1966年秋天抄家時被貼上封條的幾個房間，如今終於都一一拆封。特別是愛妻蕭珊曾經住過的臥室，巴金親自進去打掃了一遍。那裡的床榻上積滿了厚厚的塵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掃，然後再把一隻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櫃上。瓶裡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兒，那是蕭珊生前最喜歡的白色玉蘭。淡淡的清香很快就瀰漫了整個房間，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許多。

畢竟是春天來了，燦爛的陽光終於驅散無邊的陰霾，又投映進蕭珊當年住過的地方。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謝的。他真想馬上動筆，給自己逝去的妻子寫一點什麼，以做為他對她的一種紀念。然而，巴金縱然心裡有許多話要向蕭珊傾吐，卻又感到這個想法在當時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