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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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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凡六章)

作者:吳兢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士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人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字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字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卷七 文史第二十八(凡四章)

作者:吳兢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